英國金融時報網10日發表該報專欄作家吉蓮邰蒂撰寫的題為《不平等問題仍是“經濟迷霧”》的文章。文章説，最近，美國經濟贏得了一陣小小的掌聲。世界經濟論壇發佈了一份最新報告，內容是哪些國家被認為創造了“持續繁榮”（也就是增長）。美國躍至排行榜的第3位，緊隨新加坡和得意的小國家瑞士。這標誌著美國自金融危機時跌至第7位後經歷了反彈。

　　 這個結果相當令人滿意，至少對美國政府來説是這樣。不過，今年的世界經濟論壇報告真正有趣的地方，不在於國家的公開排名，而是悄然出現的關於美國和其他地方收入不平等的辯論。

　　 直到最近，世界經濟論壇並沒有花費很多時間擔憂這個問題。但是今年在達沃斯召開的年會上，這家智庫機構透露一些精英會員，比如跨國企業的首席執行官，現在認為不平等是世界面臨的主要風險——這是不平等第一次出現在該論壇的議題之列。

　　 此後，世界經濟論壇一直在靜靜地斟酌，是否應該在衡量國家競爭力以及增長潛力的時候重視不平等。換句話説，如果一個國家（比如美國）出現兩極分化，這是否會減少這個國家增長的可能性？“我們認為，把收入不平等問題囊括在國家評價方法內極其重要，”世界經濟論壇的經濟學家珍妮弗 布蘭克説。她目前負責修改該機構考察增長的方式。

　　 從很多角度來説，這個舉措是合理的。然而，困擾著世界經濟論壇，也困擾著其他所有人的問題是，針對不平等問題的學術研究有限，更不必説共識了。有一點很清楚，2008年爆發全球經濟危機後，西方國家的增長率一直令人失望，以至於如勞倫斯 薩默斯這樣的經濟學家擔心西方的“長期停滯”來臨了。

　　 一個同樣明顯的事實是，在過去的數十年中，美國和許多其他富裕國家的不平等加劇了。這個問題不僅僅是財富已經變得集中了（就如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 皮凱蒂在其暢銷書《21世紀的資本》中闡釋的那樣）。薪資不平等程度也上升了：經濟學家艾倫 布林德指出，1979年到2012年間，最富有1%美國人的實際工資按2.8%的複合年增長率上升；中等收入者的實際工資沒有上升也沒有下降；而收入最低的20%人群的實際工資下降了。

　　 但是，這兩種趨勢是否相關，又是以何種方式相關的，就不是那麼清楚了。直至最近，尤其是在美國，絕大部分的企業領導者以及經濟學家，都認為不平等不過是資本主義的副産品。因此，只要財富不平等能刺激創新和競爭，就被認為提高了增長率，而非降低了增長率。

　　 可現在一些經濟學家正在駁斥這個想法。比如，布林德教授認為，不平等削弱了窮人進行教育投資的能力，從而損害了整體生産率。經濟學家約瑟夫 斯蒂格利茨及哈佛商學院的研究人員也作出了相似的論斷。

　　 同時，美聯儲也在單獨進行關於不平等對消費支出的影響的辯論。美聯儲擔憂的問題是，由於相對於窮人來説，富人只用掉收入中相對較少的一部分，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富人將他們當下的收益存起來而不是花掉，促使經濟變得疲弱。

　　 還有社會融合和政治穩定這個棘手的問題。美國的經濟學家傳統上並未對其進行過多關注。但是標準普爾最近調低了其對美國增長的預期，並特別提及擔憂不平等加劇將引起政治僵局和不信任，繼而削弱增長。

　　 這在評級機構界是個頗為新奇的舉措。然而，這個觀點似乎有道理。一些商界人士的呼聲也與這些擔憂相呼應，其中包括右派人士；美聯儲前主席艾倫 格林斯潘將自己稱為終身的自由主義共和黨人，他也提出不平等是困擾美國的“最危險的”趨勢。

　　 當然，尚不清楚這如何與以下事實相一致：在後危機時期，美國在幾個方面比許多競爭者表現更好。不過另一個大問題是資訊的匱乏。很難找到統計多個國家薪資不平等的可靠數據。關於財富的統計就更難找到了。“我們的確沒有數據，”布蘭克承認。

　　 這並不意味著世界經濟論壇（或者其他機構和個人）應該逃避這個問題。相反，正是因為這個問題上籠罩著這麼多的迷霧，才需要進行更多研究，而非更少。但也許世界經濟論壇這樣的機構現在能做出的最大、也最簡單的貢獻是：大力宣傳數據空白，迫使美國和其他地方的政府收集關於不平等的更準確的數據，尤其是如果不平等水準持續上升的話——現在看來這是很可能發生的，儘管可能性難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