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土耳其副總理努曼庫爾圖爾穆什表示，因為擔心“伊斯蘭國”可能襲擊敘利亞邊境城鎮科巴尼，約有4.5萬名敘利亞庫爾德人越過敘土邊境進入土耳其，土耳其政府為此于19日開放了一段邊界。過去一週，“伊斯蘭國”在敘利亞北部接連發動攻勢。聯合國難民署9月21日發表的聲明説，自19日以來，涌入土耳其境內的難民已達7萬人。“伊斯蘭國”在中東地區的肆虐，持續引起國際社會關注。

　　在中國記協9月18日舉辦的新聞茶座上，中東問題研究專家、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李紹先表示，“伊斯蘭國”的崛起，標誌著中東進入新的“大亂局”的初期階段。他説：“伊斯蘭國”控制的區域目前達20多萬平方公里，已超過敘利亞版圖的面積。100年前，中東在一戰結束後所形成的政治版圖，正隨著“伊斯蘭國”的擴張而面臨崩潰。主要表現在於，該地區各主要國家的邊境正面臨失控，一些國家面臨分裂危機——敘利亞與伊拉克的邊界已形同虛設；敘利亞與土耳其、黎巴嫩、以色列、約旦已部分或大部失控；伊拉克與約旦、沙特、土耳其的邊境也部分失控；利比亞正在碎片化，葉門面臨分裂風險。“舊有秩序在坍塌，新的秩序將會如何發展，現在沒人知道。”李紹先説。

　　伊拉克戰爭是中東亂局的“萬惡之源”

　　“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是現在中東大亂局的‘萬惡之源’。”李紹先説。他表示，伊拉克戰爭至少帶來了兩大惡果。

　　惡果之一是，中東地區的地緣政治的平衡被嚴重破壞。“中東地區在地緣政治上有四大力量：阿拉伯人、波斯人的伊朗、突厥人的土耳其、猶太人的以色列。這四大地緣政治力量若能保持相對的均衡，地區才會穩定安寧，如果失衡，就會導致劇烈動蕩。

　　在伊拉克戰爭前，上一次中東地緣政治失衡是1979年伊朗發生“伊斯蘭革命”，這開啟了長達8年的“兩伊戰爭”、海灣危機以及接踵而來的海灣戰爭，中東地區陷入十多年的劇烈動蕩。海灣戰爭之後，美國在中東推行西促（巴、以）和談、東遏兩伊（伊朗、伊拉克）的政策，恢復了地緣政治平衡。這使得在上世紀的最後10年，中東地區出現了非常難得和少見的平靜局面，中東和平進程還得以實現了很大發展。

　　“但是，這種平衡局面在2001年的“911事件”發生後，特別是在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發生後，被徹底顛覆。”李紹先説。“伊拉克戰爭推翻了薩達姆政權，伊朗作為什葉派國家，通過什葉派的紐帶和影響力與自己的傳統盟友敘利亞連成一片，再通過敘利亞影響到黎巴嫩的真主黨。這就是人們所説的在伊拉克戰爭後，中東出現了什葉派的‘新月帶’。伊朗在中東坐大，引起了遜尼派為主的阿拉伯世界的恐慌。實際上，在伊拉克戰爭後，中東出現了兩個對立的集團，一個是以伊朗為主導的什葉派，一個是以沙特為主導的遜尼派。10多年來，中東發生的任何重大事件，背後都有這兩個集團的激烈鬥爭，一直到今天。”

　　惡果之二是，嚴重打破了伊拉克國內政治的平衡。

　　“伊拉克國內主要分為三股勢力：南部的什葉派、北部的庫爾德人、巴格達以北以及以西的遜尼派。儘管什葉派人口占伊拉克總人口的60%，但歷史上，伊拉克長期以來都是由遜尼派主導國內政治，國內政治呈金字塔結構。伊拉克戰爭後，美國在伊拉克推廣民主，使得伊拉克的權力金字塔倒轉過來，伊拉克國內政治變為由什葉派主導。政治上被邊緣化的遜尼派始終不接受伊拉克戰爭後的政治秩序。這為‘伊斯蘭國’等極端勢力提供了在伊拉克存在和發展壯大的土壤。” 李紹先説。

　　李紹先還指出，2011年暴發的“阿拉伯之春”，以及美國奧巴馬政府提出的“戰略再平衡”，也是導致中東步入大亂局的另外兩個原因。他説：“‘阿拉伯之春’是由於阿拉伯世界政治、經濟、社會各種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的總暴發，其暴發是必然的。但西方根據自己的想像進行干預，尤其是對利比亞和敘利亞進行的一系列干涉，造成了惡果。敘利亞等國的中央政權對內部的掌控能力下降，這給極端勢力擴張提供了土壤。另外，在奧巴馬政府上臺後，提出了‘戰略再平衡’策略，在中東進行戰略性收縮，對恐怖主義的打擊和壓力不斷減小。‘伊斯蘭國’等極端勢力的興起，可以説是美國‘戰略再平衡’策略負面效應的滯後顯現。”

　　美國打擊“伊斯蘭國”的策略效果尚難預測

　　李紹先認為，在“伊斯蘭國”對世界和西方的威脅越來越明晰之時，美國對其的打擊策略，是矛盾的。

　　在組建國際聯盟時，美國仍然是有選擇的，並沒有集中所有的力量。比如，在巴黎召開的伊拉克問題國際會議，伊朗就沒有受邀參加。美國也似乎沒有任何要與敘利亞政府合作的意思。

　　李紹先説：“美國既想消滅‘伊斯蘭國’，又想繼續扶植敘利亞國內的溫和反政府武裝力量，這其中就存在著很大矛盾。”美國希望培訓敘利亞國內溫和的反對派成為與“伊斯蘭國”作戰的主要地面力量，將來還指望依靠這支力量推翻敘利亞政府。

　　美國如此自相矛盾的策略是否能夠奏效？李紹先認為還有待觀望。而且，奧巴馬政府在政策制定上面臨的主客觀掣肘，也將進一步影響對“伊斯蘭國”的打擊力度。主觀上，奧巴馬上臺時曾承諾“結束戰爭”和“把美國大兵接回家”，他並不情願讓美國在其任內再次捲入戰爭。客觀上，美國國內的輿論環境也不允許美國再次投入一場新的大規模戰爭。

　　9月18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白宮發表講話時稱，包括阿拉伯國家在內，已有超過40個國家將為打擊“伊斯蘭國”提供協助。李紹先分析認為，在美國組建的反“伊斯蘭國”國際聯盟中，主要分為三種不同類別的國家。

　　第一種是以法國、英國、澳大利亞等為代表的北約國家及美國的西方盟國。這些國家願意積極參加美國的軍事行動，但表明其行動僅限于空中打擊，排除了地面部隊進入的可能性。但李紹先分析説：“事實上，就空中力量而言，僅美國一家已經足夠。美國的西方盟國，更多地是在政治上對美國表示堅定支援。這也是美國所需要的。”

　　第二類國家是那些不參與軍事行動、但願意在更廣的範圍內參與協作的國家。這種協作包括加強資訊蒐集與交流、阻斷“伊斯蘭國”的資金來源、防範極端分子的流竄和“回流”、幫助培訓作戰人員，等等。

　　第三類是美國寄予厚望的中東國家。美國策略的短板，在於只派遣空中力量，地面力量的缺乏，使得美國很倚重中東地區的大國。李紹先説：“遺憾的是，美國在中東的盟友也各有算盤，都有所保留。”

　　“所有各方都有所保留。現在的反恐聯盟，與小布希時期的反恐聯盟遠遠不可同日而語。這也難怪，連美國自身都有保留，因此不太可能要求別人全力以赴。” 李紹先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