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與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參與

　　公共服務提供需要多方參與，正如新加坡前總統納丹所言：“在公共服務方案中，除了國家和市場以外，我們要建立第三個支柱，我們要向人民尋找解決方案。”與此同時，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參與也日益重要，如非營利組織、企業、媒體等。

　　美國南加州大學公共政策學院院長Knott認為，私人基金會和慈善組織在公共服務提供方面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在亞洲，經濟增長與私人資本積累使慈善事業蓬勃發展，與政府的親密關係、稅負減免和專業化運作為慈善組織發展提供了空間。北美的慈善組織相對獨立，甚至與政府對抗，更關注個體，而捐贈可以從所得稅中抵扣。亞洲和北美的不同情境産生了不同的捐贈模式，新加坡、韓國和中國都是企業捐贈為主，而美國則是個人捐贈居多。捐贈去向方面，新加坡以教育和醫療組織為主，美國以宗教組織和服務為主，而中國則開始從民政部門轉向私人基金。慈善組織可以通過示範項目、社區基金、政策與政治遊説、戰略合作、社會影響投資等方面提升社會服務，但是，慈善組織需要適應不同地區的多樣性取向，不能一刀切。就亞洲來説，需要提升慈善組織的透明與問責，建立明晰的法律框架，與政府和企業保持距離，並大力發展社區基金與地方非營利組織。就美國來説，最關鍵的是解決社會不平等問題，並推動慈善組織與政府的戰略夥伴關係。

　　南京財經大學的朱廣忠研究了政治學視角下的中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框架，對基本公共服務中誰來均等、均等什麼、怎樣均等這樣三個基本問題進行分析。他指出，中國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政府、利益集團、民眾、社會力量等多元主體互動的結果，政府發揮主導作用。公共服務均等化要實現城鄉和區域間均等，並消除行業、階層與個體之間的不均等，而這些有賴於頂層設計和綜合配套的系統架構。

　　跨國參與的公共服務提供模式能夠樹立典範，並推動政策轉移和創新擴散。連瀛洲紀念獎學金學者、中國食品工業投資擔保公司董事長武力以中新（中國—新加坡）吉林食品區的發展情況為例，認為應從食品安全保障、標準系統、科技支撐系統、監管系統和人才服務系統等方面出發，發展提供“能實行、可複製、易推廣”的安全健康食品生産模式，從而保障人們的食品安全。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敬艾嘉對中國基層公務員進行調查，研究他們對公共服務外包的態度認知。[16]他發現，公務員對公共服務外包的態度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其結果也支援多數已有理論對公共服務外包的預測。

　　香港教育學院的何經緯研究了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歷程，發現目前採取的方針雖然引進了新加坡和香港的“管辦分開”體制特徵，如集團化並設立監管機構，但是卻沒有正視公立醫院急需的資金分配問題。公立醫院只獲得政府約10%的補貼，整體運作模式受制于市場需求，無法更好地為民服務。[17]

　　尼日利亞政府旗下的社會機構SERVICOM代表Obriki認為，媒體或許有能力提高民眾對於公共服務的要求。[18]自下而上的社會問責使公民能夠影響政府，從而獲得更高品質的公共服務。通過媒體報道公共服務提供問題，可以強化公民對政府的問責力度。他們的調查發現，多數媒體願意參與這種監督，而民眾也支援媒體發揮更大作用。

　　臺灣經濟研究院的林士清比較了臺北和高雄在友善城市發展方面的異同，認為應參照其他國家的實踐，建立更為合理的友善城市衡量指標，才能為進一步提升提供參考依據。[19]他將友善城市定義為在保證生態安全的前提下，給居民提供舒適便捷、供應充足的日常生活所需的物質需求。他認為，建構一套衡量友善城市指標系統，可以簡化複雜現象、量化各種發展情形、達成溝通任務、強化政策學習，併為決策者提供施政方向預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