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俄羅斯反對派領袖阿列克謝 納瓦爾尼(Alexei Navalny)的司法程式從頭到尾都有些吊詭的意味。説來奇怪，吊詭的不只是以盜用公款之名將他定罪，還包括決定將他保釋以等待上訴。俄羅斯法律中沒有規定這種保釋，而檢方和辯方同時要求保釋，表明該決定顯然是出於克里姆林宮的政治考慮。
至於弗拉基米爾 普京(Vladimir Putin)的動機究竟何在，人們不得而知。但納瓦爾尼獲得保釋之後，很可能得以參加9月份的莫斯科市長選舉，克里姆林宮看來是希望營造出公平競賽、結果合法的印象。這一考慮格外重要，因為現任市長謝爾蓋 索比亞寧(Sergei Sobyanin)已經破壞了選舉的合法性——他突然將選舉提前兩年，明顯是企圖讓對手來不及開展競選宣傳活動。
西方政府、媒體和非政府組織對納瓦爾尼受審一事的批評是理所當然的——這只是俄羅斯司法系統濫用權力、打擊普京政府批評者的最新一例。濫用權力不僅本身是錯誤的，也阻礙了俄羅斯作為法治(盡可能地法治)國家和經濟體的發展。西方政府也有權批評俄羅斯政府，因為很多被俄羅斯官方打擊的人都是反腐敗活動人士，而腐敗是影響西方對俄投資和俄羅斯總體發展的最大障礙。
然而，譴責針對納瓦爾尼等俄羅斯反對派人士的非法之舉，應當與在政治上支援他們劃清界限。我們不能在俄羅斯的政治鬥爭中“站隊”，而且，這樣做的結果往往是令反對派淪為西方的傀儡，並加劇普京政府的疑慮與恐懼。
對於俄羅斯，我們有必要牢記這一點。對於中國，這也是至關重要的。西方與中國政府的理性合作對人類的未來很重要，但如果中國人認為西方想設法毀滅中國政府，然後摧毀中國這個國家(許多中國人的確這麼認為)，這種合作關係將遭受浩劫式的破壞。
因此，西方政府和非政府組織不應支援反對派運動，哪怕是我們同意他們的方針。不過，對於納瓦爾尼和他最親密的夥伴，我們還需要仔細審視他們的部分方針。因為，納瓦爾尼是一個典型的民粹主義者，沒有擺脫那種相當普遍地把反腐敗與民族主義糅雜在一起的民粹傾向。這本身不應受到譴責。俄羅斯人對國傢具有強烈的依附感，這對俄羅斯乃至整個歐亞大陸的穩定都很重要。
但這種國家認同必須是所有俄羅斯人共同享有的，不分民族、不論宗教。問題在於，納瓦爾尼的民族主義思想中含有俄羅斯民族沙文主義的因素。這表現為，在同表示“俄羅斯的”的兩個俄語單詞中，他更青睞Russky(含有強烈的俄羅斯族特徵意味)，而不是Rossianiye(暗含對國家的擁護);他不斷訴諸於反移民情緒(常帶有反穆斯林的尖銳態度)，而且不僅針對外來的穆斯林移民，還針對俄羅斯國內的穆斯林移民;他還與激進右翼團體“反非法移民運動”(DPNI)有聯繫。在這些立場的驅使下，與其説納瓦爾尼是一些西方人想像中的英雄，倒不如説他更像是荷蘭極右翼民粹主義者海爾特 威爾德斯(Geert Wilders)。
普京儘管缺點不少，但總體上來説，普京堅持一個不同的俄羅斯傳統，這種傳統深深植根于俄羅斯歷史。的確，考慮到俄羅斯疆域遼闊、民族多樣，一切其他形式的民族主義都有可能造成災難。西方觀察人士不能將對普京盲目的仇恨轉化為對任何反對派盲目的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