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金融危機以來的復蘇遠比二戰後任何一次經濟復蘇都要緩慢得多。為提振尚顯乏力的經濟，美聯儲義無反顧地第四次踏上了量化寬鬆之路。可以説，美國經濟已經患上了“量化寬鬆依賴症”，只要美國債務依賴性體制不改變，靠債務貨幣化融資就難以改變。
量化寬鬆的本質是債務貨幣化。隨著美國財政赤字連續四年突破萬億美元大關，目前，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已經飆升至16萬億美元，但經濟增長又面臨相當大的困境。未來阻礙美國經濟潛在增長的最主要因素是日益凸顯的老齡化趨勢，美國人口統計局預測，美國嬰兒出生率將長期維持低位，到2020年，美國“嬰兒潮”一代都將超過65歲，那時近乎20%的美國居民超過65歲，這勢必將導致政府在社會保障、醫療保險及醫療補助上的開支上升，加劇聯邦政府債務負擔，估計2010—2019財年財政赤字總額將高達7.1萬億美元，到2035年，美國聯邦債務將佔GDP的180%，財政體系將處於崩潰的邊緣。
不過，眼下美國政府最擔心的還是近在咫尺的“財政懸崖”衝擊。“財政懸崖”所蘊含的新開支計劃和減稅措施到期而可能導致的巨大財政缺口。根據計劃，各項“布希減稅措施”將會于明年1月1日屆滿，工資稅減稅優惠也會到期，而較高收入家庭亦將要繳納新稅，以支付總統奧巴馬的醫保計劃。與此同時，由於此前“超級委員會”未能就今後10年的減赤方案達成一致，自動減赤機制將於明年1月1日啟動。這一機制計劃在未來10年削減1.2萬億美元的赤字，美國國防和其他項目開支將因此被全面削減。因此，制約美國經濟復蘇的主要矛盾已經由危機爆發期私人部門的去杠桿化轉變為政府部門的去杠桿化和歐債危機的持續拖累，所以即便QE4對美國金融和經濟復蘇會有所助推，但是對其總體增長與就業也將難有明顯效果。
不過，在財政跛腳的大背景下，繼續無休止的量化寬鬆別無他法，現在美國債務依存度已經高達67%，遠遠高於前40年37%的水準，只能靠“以新債換舊債”為預算赤字融資，並維持越來越脆弱的債務迴圈，而新發的國債又必須由美聯儲來購買，這也就註定美聯儲依然會靠釋放貨幣、稀釋債務的方法來保證財政和債務的可持續性，量化寬鬆政策難言盡頭。
美國不斷地把國家債務國際化，最後還是要讓債權人埋單。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佈的數據，截至2011年底，發展中國家儲備資産達7萬億美元，這些儲備大多數以美國國債或其他低收益主權債券的形式投資，等於為發達國家進行債務融資，長期債務貨幣化勢必嚴重侵蝕債權人資産和金融權益。此外，許多以出口為導向的新興經濟體為了避免本幣過快升值，也在試圖通過干預匯市的手段來壓低本國貨幣，從而加劇未來全球貨幣戰爭風險。
大規模量化寬鬆所累積釋放出的流動性將進一步推動通脹壓力。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追蹤的1929年以來的14輪經濟週期中，本輪復蘇是最緩慢的，但信貸反彈是最快的。目前，包括美聯儲在內的全球央行的資産規模約為18萬億美元，佔全球GDP的30%，是10年前的兩倍。而發達國家深陷債務泥潭都傾向於通過量化寬鬆等方式來維持債務迴圈，長期低利率和全球範圍內的流動性氾濫將成為常態。
從當前全球經濟情況看，由於結構性矛盾産生的“滯”的壓力難以輕易化解，而價格方面又很容易出現“脹”。在“滯脹”風險加大的背景下，QE4帶來的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可能更像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供給衝擊，新一輪輸入性通脹將進一步惡化新興經濟體經濟形勢，使全球經濟復蘇的環境變得越發艱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