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新德里電視臺報道稱，印度準備擴建坎貝爾灣軍事基地，用以監視馬六甲海峽。
印度獨立後的首任總理尼赫魯曾寫道：“太平洋會取代大西洋的地位而成為未來世界活動的中心。印度雖然不是太平洋國家，但總免不了會對太平洋産生重要影響。”近年來，在這種“尼赫魯路線”的影響下，印度的亞太戰略大步從“向東看”邁向“向東進”，相關動作頻頻：與日本正式建立外交和防務部門副部長級“2+2”對話機制，計劃在東南亞啟動“湄公河—印度走廊”建設項目，首次參加美國主導的“環太平洋-2012”軍演，與俄羅斯合作加快航母發展步伐，等等。
印度深度介入亞太事務的背後，有其自身的歷史背景與深遠的戰略考量。
“大國情懷”是印度對外戰略的思想根源。一流大國地位一直是印度孜孜追求的目標。雖然國內錯綜複雜的民族、宗教、種族矛盾，一直制約著其大國戰略，國際社會也經常將其視為“地區大國”而非“全球性大國”，但其追逐大國地位的步伐一直沒有停止。20世紀50年代，印度因其在不結盟運動中的主導作用，國際地位頗受關注。三次印巴戰爭之後，印度基本取得了在南亞的主導地位，開始更為積極地參與亞太事務，在全球性問題上也頻頻發出自己的聲音。冷戰結束後，憑藉快速的經濟發展和靈活的外交戰略，印度以民主國家的身份贏得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好感與信任，憑藉傳統的友好關係同俄羅斯開展務實合作，以新興國家的身份贏得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支援。
拉動經濟增長是印度參與亞太事務的直接動因。為配合國內經濟改革，印度不斷擴大對外開放，而分享亞太經濟發展的“蛋糕”，為經濟發展尋求更多的資金和廣闊的市場,就成為其自然的選擇。目前，印度已經與東盟、日本、韓國等簽署了各種類型的自由貿易區協議，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影響日益擴大。通過加強與亞太國家的經濟合作，印度既可以拓展國際市場，實現貿易增長，釋放國內的經濟潛能；也可以促進國內企業的改革、重組或轉産，提升國內産業競爭力；同時，通過能源合作以及基礎設施建設，印度也可與東南亞及俄羅斯等國建立更緊密的經濟聯繫，為其長遠的經濟增長打下堅實基礎。
提升地緣政治影響力是印度“向東進”的深層戰略考量。從聚焦南亞到進入東亞，強調發展與東盟和亞太國家的關係，印度“東進政策”體現出深遠的戰略意義。就合作內容而言，印度“東進政策”由最初的經濟合作，拓展至政治、安全與國防等領域。而在與東盟全面開啟防務合作的同時，印度還加強了與日、韓、澳、新等國的軍事交流。隨著印度整體實力的上升，東盟與日韓等國對印度的戰略互動和經濟合作也同步增強。特別是在美國、日本強調在亞太地區構建“開放、均衡與包容的地區架構”的背景下，印度的“東進政策”與之呈現更強的戰略互動效應。從中印關係看，雙邊關係的主流是合作、和平與共贏，印度更快、更廣、更深地參與亞太事務，能夠為中印兩國提供更多的交流與互動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