蔓延到數百個城市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也許不僅是2011年美國政治的一個注腳。在2012年這一大選之年，“佔領者”舉起的“1%對99%”標語牌，已開始推動美國社會關於國家發展方向的思辨。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十多天前的“國情咨文”中也指出，經濟不平等現象正危及中産階級與“美國價值”。奧巴馬的這一表態切中美國社會分化與政治兩極化的嚴峻現實。
“佔領華爾街”運動發生以來，多數美國中産階級雖只是駐足觀望于華爾街的拐角，但他們對“佔領者”的進步主義訴求感同身受，對日益加劇的經濟不平等現象及其制度根源感到不滿和憤怒。
一些美國學者指出，美國經濟不平等的嚴重程度為上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以來所未見，比其他西方發達國家都要高，或已超出“健康社會”的範疇。據統計，1%的美國富人佔有國民收入的五分之一和社會總財富的三分之一。根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與《紐約時報》去年底進行的聯合民調，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認為，美國的經濟不平等現象嚴重。1%最富裕美國人的稅後收入自1979年以來增加了兩倍，而處於金字塔底部的80%美國人同期收入僅增長了三分之一。美國企業主管的收入與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由以前的30倍增加到現在的300倍。
崇尚“個人奮鬥”、“公平競爭”的美國社會原本對貧富差距並不敏感，公眾心態的改變緣于收入差距的經年累積，更緣于發展機會的不均等。布魯金斯學會學者索希爾分析認為，在金融危機的糟糕形勢下，人們感到美國不再是一個“充滿機遇的社會”。從前，多數美國公眾都相信自己有成功的機遇，自己的下一代可以通過勤奮工作過上更好的生活。現在，許多美國人似乎已認定，按照現行的“遊戲規則”，他們可能無法改變這一差距。與此同時，家庭背景正在對一個人的命運産生更大的影響。就實現美國“中産夢”的機會來看，最富裕的五分之一家庭的子女是最窮的五分之一家庭的子女的兩倍。
美國經濟不平等現象的加劇，稅收制度“進步性下滑”只是一個重要的技術性原因。雅各布 海克、保羅 皮爾森等政治學者指出，這一現象更反映了美國“社會精英”不斷增加的政治影響。許多超級富人在金融領域工作，付出過大筆政治捐款。美國國會保持對對衝基金經理的低稅率，正是這種政治影響的體現。
他們指出，這種“勝者全得”的經濟體系，不是一個“健康社會的圖景”。在現行制度下，金融收益越來越集中于極少數精英，而風險則由未受保護的中産階級來承擔。它同時助長了政治極化、社會不信任情緒和不同階層之間的敵意，可能“扭曲美國民主政治制度的運轉方式，讓金錢不斷增加對政治與權力的影響”。
奧巴馬在“國情咨文”中強調“經濟平等”，顯示出民主黨及其個人的“進步主義”特點。美國社會也正如奧巴馬所言，面臨兩種發展前景的抉擇：或接受社會兩極分化，或恢復經濟平等。不過，奧巴馬的首要任務並非跟制度和富人較勁，而是贏得競選連任。近期奧巴馬民意支援率的穩步回升，説明適度向“99%”靠攏也許是一條勝選之路。而在兩黨極端對立的政治形勢下，任何對稅制、競選融資等實際問題的改革都不會順風順水。（駐華盛頓記者 余曉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