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6日，聯合國人口基金會在全球發佈2011年世界人口狀況報告稱，本月底世界人口將突破70億大關。這個沉甸甸的數字，對於全球以及中國意味著什麼？
慣性增長仍將持續
二戰後，許多發展中國家意識到人口增長帶來的問題，都不同程度地實施了家庭計劃，但為何人口增長仍未放慢腳步？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陸傑華解釋，由於世界人口基數大，導致增長慣性在短時間內不會消失。至少到2050年前，世界人口總量都會呈增長態勢。然而，隨著內在增長動力逐步衰減，世界人口的增速將出現放緩勢頭。
世界人口增長的另一個特點是不平衡性。超過90%的新增人口集中在發展中國家，其中又以非洲、南亞國家為最。受到歷史傳統、經濟水準、生活方式等因素影響，他們的總和生育數都超過世代更替水準，達到3—4個，甚至5—6個。
與此同時，發達國家則進入低生育水準，北歐、日本等國更陷入少子化和老齡化的窘境。歐盟前不久為緩解退休金支付壓力，敦促歐洲各國提高退休年齡。而日本出現勞動力老齡化局面，45—59歲的勞動力比重增加，拖累創新産業發展，影響現代服務業升級換代。
諸多問題接踵而來
“人口爆炸”的時代，全球的一些矛盾也表現得更為尖銳突出，例如糧食問題、資源問題等等。對此，中國人口學會秘書長解振明表示，不能以“人口決定論”的思維簡單地把糧食、資源短缺歸咎於人口增長。人作為消費者和生産者的雙重屬性，決定了其在無條件消耗的同時也在有條件創造。近兩百年來糧食增長的速度遠遠高於人口增長的速度。從1960年到1980年之間，全球糧食産量翻了一番，而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世界人口增加一倍半，每人平均糧食消耗增加17％。因此，還是要“兩手抓”，一手抓控制人口，一手抓科學技術。縱觀全球，形勢並不樂觀，像目前泰國洪災這類自然災害，以及局部地區戰爭和生産力低下，都令糧食生産受到阻礙。
資源方面同樣如此，一方面要研發可替代能源、開發太空，一方面要控制人口並提倡環保的生産消費模式。目前，中國每人平均能源消耗量只是美國的20%，如果中國人的每人平均能源消耗量同美國人一樣的話，必然會對世界資源和環境産生巨大影響。
區域性合作將增強
相對於國際上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每年開會的“風風火火”，人口領域的國際合作似乎“默默無聞”，真的是這樣嗎？
專家表示，這其實是一種錯覺。世界各國對人口問題都非常重視，例如聯合國專門成立了人口司，這種為專門問題在聯合國成立一個司的情況並不多見。聯合國在1974、1984、1994年舉辦三次國際人口與發展會議，其中1994年的開羅會議通過 《關於國際人口與發展行動綱領》，當時對我國可謂一個全新概念，並促成日後中國人口工作思路和方式的轉變。此外，國際人口科學研究聯盟每4年舉辦一次國際人口科學大會，後年將在韓國釜山舉行。
陸傑華認為，人口問題國際合作中存在的障礙在於，各國人口增長模式、傳統理念存在差異，在人口問題上立場不盡一致，難以達成統一的行動綱領，因此更多采取區片合作的方式，比如“南南合作”。而“北南合作”則更多聚焦一些人口與發展的共性問題，致力於應對老齡化、性別平等、生殖健康三大重點領域，同時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藥具，培訓技術人才。
中國直面結構問題
自實行計劃生育30多年來，中國在控制人口上的成就有目共睹，並被“南南合作”中的亞、非洲國家視為學習榜樣。
然而中國仍任重道遠，主要被五大問題困擾：一是中國人口仍處增長期，使就業、福利分配等難以保證。二是老齡化來得太快，出現“未富先老”。再次，人口結構問題凸顯，出生人口性別比不平衡，未來可能出現大量“剩男”。四是人口分佈不均，流動遷移活躍，一方面造成城市擁擠，資源緊張，一方面由於戶籍管理，流動人口並未真正融入城市，沒有改變城鄉二元結構。最後，家庭功能弱化。例如，獨生子女家庭的脆弱性在風險面前暴露無遺。這就要求政府把家庭發展作為社會和諧與發展的重要基礎。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程亦軍指出，30年前嚴峻的人口形勢迫使我國採取了極端的限制生育政策，有效地降低了人口增長速度，減輕了人口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壓力，但同時也引發了人口結構的失衡，加快了人口老齡化的進程，使我國在還不富裕、社保體系極不完善的情況下過早地進入到老齡化社會。
解振明同樣表示，“銀發浪潮”和人口結構問題是中國必須正視的現實。2030年前後我國老齡化程度會趕上甚至超過發達國家，從現在起就應未雨綢繆，使經濟增長、社會發展方式與人口狀況相適應。中國在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同時，更應把“人口均衡型社會”擺在突出位置，而要實現這一目標，需經歷一個長期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