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解讀日本人文化性格的書。
書名《暖昧的日本人》,是受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啟發。在1994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儀式上,大江作了題為《暖味的日本的我》的演説,與前輩諾獎得主川端康成的《美麗的日本的我》唱反調。大江站在普世價值立場,對近代以降日本的歷史進程作了深刻的反思,其中這樣論述到:“把國家和國人撕裂開來的這種強大而又銳利的暖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間以多種形式錶面化。日本的現代化,被定性為一味地向西歐模倣。然而日本卻位於亞洲,日本人也堅定地、持續地守護著傳統文化。暖味的進程,使得日本在亞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歐全方位開放的現代日本文化,卻並沒有因此而得到西歐的理解。在亞洲,不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會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發處於孤立的境地。”
大江揭示了一個事實:在西方現代性全球擴張的背景下,日本以“脫亞入歐”始,以“非歐非亞”終,最後成為沒有歸宿的世界孤兒。
那麼,日本為何會陷於如此尷尬的困境?這種“強大而又銳利的曖昧”又是怎麼形成、並纏住日本的?大江主要從世界近代史的角度論述問題,但換一個角度看,這一切與日本的文化傳統緊密相關。在我看來,是日本文化本身的“暖味”,造成日本歷史處境的暖昧。
若將這一切還原到東瀛島國特殊的地理風土,事情就更清楚了。東瀛島國本身就是一個“暖味”的存在:孤懸遼闊的海洋,介於封閉與開放、狹窄與遼闊之間;位於極東,使它在東亞冊封體系中成為一個特殊的存在,與大中華帝國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國際地位介於主屬之間;生存資源的匱乏與自然風景的優美,涵養了尚武與愛美的國民性;四季分明、變動不居的地理氣候,發展了日本人的不勻整美感,視瞬間為永恒。這種特殊的地理文化風土,無疑是造成日本文化“暖味”的終極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