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紀委公佈了《關於規範黨和國家工作人員操辦婚喪喜慶事宜的暫行規定》（徵求意見稿），公開向網友徵求意見。有網友説，做壽、生子是人生大事，這都不準辦酒，是利用公權干涉私權。對此，省紀委調研法規室負責人的答覆是：“你是黨和國家工作人員，就應當遵守黨紀政紀國法，正如網友説的，你接受不了，可以退黨，可以辭去公職。如果因為這而要求退黨、辭職，我想不會有人挽留。”（7月30日《瀟湘晨報》）
湖南省《關於規範黨和國家工作人員操辦婚喪喜慶事宜的暫行規定》中的“黨和國家工作人員”可以理解為具有“幹部”身份的公職人員。而接受不了“做壽生子不準辦酒”可辭職，聽起來理直氣壯，也嚴厲無比，但這是一個怎樣的命題呢？又寄託著公眾怎樣的關注呢？在近九成網友支援嚴格規範宴請操辦的背景下，從常識推斷，辭職者肯定不會被“挽留”，但真的會有幹部敢於因此而 辭職嗎？
近年來，我國不少地區紛紛對黨員幹部婚喪喜慶作出了明確的硬性要求，有的地方甚至具體到了連小學生都能明白和具體操作的程度，但吊詭的是，規定畢竟是紙面的，理論總是灰色的，效果更是尷尬的，諸多關於公職人員的違規操辦鬧劇證明了這點。
中紀委及地方各級紀委對黨員幹部操辦婚喪喜慶早有明確規定，甚至可以説耳熟能詳了，但是，直到今天，種種規制性政策的出籠依舊是“新聞的富礦”，這足以説明治理效果的差強人意，而官方往往看重的是政策的“圍觀效應”，能否達到效果，恐怕連政策制定者也心存疑惑吧？這是我們不能不提到和警惕的。並且對有些違規者的處理是不了了之，更在無形中助長了歪風邪氣和降低了治理效果。而接受不了“做壽生子不準辦酒”可辭職充其量是尷尬和無奈的顯現，最多給予民眾情緒上的撫慰，而對治理效果無助。正因為如此，在筆者看來，接受不了“做壽生子不準辦酒”可辭職是想像式命題，甚至是充滿了欺騙性的話語和觀點。
進一步説，筆者並不以為會真的有 幹部因接受不了“做壽生子不準辦酒”而辭職，若果真有人因此而辭職，筆者倒要為這樣的“幹部”喝彩。因為享受“做壽生子辦酒”的樂趣也是人生的一部分，也符合個體人性的要求。不過，就公職人員的特殊性來説，執行規定和享受人生樂趣往往是衝突的，正所謂“魚和熊掌不能兼得”。
更何況，公職人員的特殊性在於其身份有別於普通人——既是普通公民，又是公職人員，“做壽生子不準辦酒”的義務是針對他們作為國家公職人員身份的，且“做壽生子不準辦酒”是一種防患于未然的措施。在一定意義上，幹部“做壽生子不準辦酒”符合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所以是合理的，並非是公權干涉私權。
那麼，要走出接受不了“做壽生子不準辦酒”可辭職的想像式假設，首先要明確的是對權力的監督應公開化和常態化；其次，要保證政策的落地；最後，要把監督的權力真正歸於公眾，而不是陷入公權“自己監督自己、自己懲罰自己”或者“左手監督右手”的陷阱。
會有“幹部”因“做壽生子不準辦酒”而辭職嗎？理性的公職人員選擇接受規定還是辭職呢？這是一個問題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