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威懾不僅來自於刑罰的嚴厲，更來自於刑罰的不可避免。有罰不嚴，威懾力不夠；有罪不罰，威懾力自會大減。
從首例“醉駕入刑”案件至今，“醉駕入刑”已實施1週年。但各地法院對於醉駕判案也“寬嚴”不一，個別法院適用緩刑過多，導致法律失去威懾。據了解，最高法正在調研醉駕案件，醞釀出臺相關司法解釋。
“醉駕入刑”實施1週年以來，成效有目共睹。來自公安部的數據顯示，全國警方1年來共查處醉駕案件36.8萬起，同比下降四成，北京、上海兩座一線城市的醉駕下降幅度則高達七成。應當説這1年來，民眾自覺抵制酒駕的意識明顯增強，“開車不飲酒，飲酒不開車”的觀念也成了社會共識。
“醉駕入刑”的成效為何如此顯著？民意的認同是一大社會基礎，而更重要的則是“醉駕入刑”的執法力度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嚴厲性，從而大大增加了其法律威懾力。在此類案件的審理上，法院普遍採取了整體從嚴的做法，對於那些醉駕發生交通事故的、醉駕後逃逸的、醉酒程度高的，基本上都是從嚴量刑。公眾記憶猶新的知名音樂製作人高曉松因“危險駕駛罪”被判拘役6個月一案，被不少人視為“醉駕入刑”面前一律平等的標誌性判決。鋻於“醉駕入刑”的執行力和威懾力，現下一提到解決久治不愈的社會頑疾，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拿出“醉駕入刑”的力度，足可見其社會影響力。
然而令人擔憂的是，1年來，“醉駕入刑”實施中所暴露出的“量刑不一”問題也相當突出，特別是醉駕緩刑的案例越來越多。有統計數據表明，北京在判決醉駕的案件中，實刑率達99%，然而安徽、重慶、雲南適用緩刑比例卻超過40%，部分城市比例更是高達73%，比如説在安徽省合肥市廬陽區檢察院去年5月到今年2月辦理的已判決的25起案件中，被告每人平均被適用緩刑。
當然，這並不是説醉駕就應“一刀切”地一律不得緩刑。刑事案件審判本身就有“寬嚴相濟”的原則，對那些情節確實輕微的可以適當判處緩刑。但類似合肥市廬陽區25起醉駕案件均被判緩刑無疑很值得追問。而且同樣的醉駕行為，在不同的地方，存在著明顯的量刑差異，這不但有損司法審判的統一性，更嚴重的是會大大削弱“醉駕入刑”的威懾力，進而給公眾傳遞一種不好的信號：司法對“醉駕入刑”是否有從寬的趨勢？而一旦“醉駕入刑”失去其曾經的威懾力，醉駕也必將會大幅反彈。
而且一旦“醉駕緩刑”被普遍適用，那麼在以後的判決中，會不會給那些有權有錢的醉駕者留下可操作的空間，從而留下“選擇性執法”的後患？這樣的質疑似乎也不為過分。法律的威懾不僅來自於刑罰的嚴厲，更來自於刑罰的不可避免。有罰不嚴，威懾力不夠；有罪不罰，威懾力自會大減。“醉駕入刑”出臺之前，公安機關對醉駕尚處以15天的治安拘留，倘若現在大肆適用緩刑，豈不是對初衷大打折扣？
因而，為了防範“醉駕緩刑”所帶來的醉駕反彈，同時也是為了規範、統一“量刑不一”的司法判決，最高法理應及時出臺醉駕案件審理的相關司法解釋，細化法律的操作規範，辨明醉駕案件“罪”與“非罪”的模糊地帶。尤其需要厘清的是：究竟哪些輕微醉駕才可以適用緩刑？以此來堵上緩刑過甚的口子。
法律執法不嚴的問題已經飽受公眾詬病，現在好不容易有了一個執法相對嚴厲的“醉駕入刑”，千萬不要因醉駕緩刑的逐步增多而“前功盡棄”。至少在當下來説，醉駕從嚴判實刑而不是緩刑，更符合保護社會整體利益的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