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財政收入增幅明顯回落，各地財政增收的任務壓力正在增大。最近，中央和地方均出臺或計劃出臺一些擴大稅源的項目，試圖由經濟形勢較好時法定應徵實際未徵的“彈性徵管空間”裏提取更多資源。（《第一財經日報》4月16日）
依法治稅是最基本最核心的稅收管理原則，也是稅收法制原則的最高體現——法律規定稅率是多少，就該按多少稅率徵收；法律規定哪些屬於應稅範圍，哪些不屬於應稅範圍，都應嚴格執行。脫離法律原則的稅收徵收和管理將無法存在，它對納稅人私有財權的侵害非常嚴重。
當然，由於納稅人稅法遵從度的高低，以及稅收徵收管理現代化水準因素的制約，決定了在依法治稅前提下，“應收盡收”的稅收組織收入原則並沒有落實到位，稅收收入並沒有按照企業實現多少繳納多少的理想情形出現。據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研究，若稅務機關能按稅法要求將所有稅都收上來，那中國的名義稅負可能會達到50%，但是，2009年，中國稅收收入59521.59億元，按2009年GDP最終核實數為340903億元計算，小口徑宏觀稅負即稅收收入佔GDP的比重，為17.46%。法定稅負和實際稅負之間的差距形成了稅務機關巨大的徵管空間。
當前稅收立法也不完善，稅收法律不能窮盡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這導致稅收立法賦予稅收管理權的自由裁量空間，比如稅收立法之後，國務院制定實施細則時出臺稅收行政法規，將具有解釋性質的細則制定權賦予給了財稅部門（制定實施細則相當於對稅法的進一步解釋，實質上是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同時，具體徵管活動中，稅務機關也存在很多自由裁量權，比如核定徵收；《稅收徵收管理法》中對處罰權設定了50%~5倍的罰款規定，這也賦予各級稅務執行機關彈性徵管的權力。
正是基於上述原因，我國儘量減少和限制稅務機關的自由裁量權，民間也持續呼籲規範稅收立法權——決不能讓本該權力機關行使的稅收立法權，被轉讓給行政機關。我們不遺餘力地追求稅收法制和依法治稅，杜絕任何人任何機關淩駕於法律之上來徵稅。
可是，目前地方稅務機關的彈性徵管空間還很大，稅收法制和依法治稅被財政收入形勢所左右：稅收收入形勢好、超收多，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企業逃漏稅款；當稅收收入增幅緩慢時，又讓企業預繳稅款，殺雞取卵、寅吃卯糧。正如報道所稱：湖南邵陽通過稅務機關制定規範性文件，讓企業把未來所得稅“預繳”上來。一位山西基層的稅務人員也表示，不管當地經濟形勢如何，近年來他們每年都有10%到12%的稅收增幅，有時到了年底稅收任務完不成，稅務局會要求企業提前將明年的稅交一部分，而且這並非官方意義上的預繳，因為企業並沒有發生相關納稅義務。
對於這種收入形勢好就放鬆管理，放任企業逃避稅款；收入形勢存在壓力，就寅吃卯糧，讓企業預交稅款的做法，除了放大稅收對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破壞稅收的公平原則和法治原則。稅收執法機關如此帶頭不遵從稅法，誰又願恪守稅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