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選擇性治理”傾向的存在，既暴露了少數幹部的私利之心，也反映了治理模式的某些欠缺。
改革創新基層治理模式，理順治理格局，優化制度設計，實現基層善治，尤其迫切。
一頭連著上級黨委和政府，一頭連著數以萬計的城鄉大眾，基層作為社會治理的終端，在治理框架中處於“承上啟下”地位，在治理實踐中承擔著多種任務。在當代中國廣泛而深刻的變革中，基層幹部所面對的局面日益複雜，治理“結構之變”帶來的“角色挑戰”尤為嚴峻。
農業稅費改革導致基層財政來源發生歷史性變化，村民自治興起帶來基層權力結構的重新調整，這一切無不深刻地改變了傳統格局，塑造著基層社會的全新生態，使得基層治理模式正從“管制型”向“合作型”轉換、從以管理為主向提供公共服務轉型。
在這一歷史性轉變中，中央對基層政府和幹部的“角色設計”發生了根本變化：不再是以前身份和任務相對單一的行政管理者，而是致富奔小康的帶頭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化解糾紛、維護權益的調解者。尤其是當基層組織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以後，一肩挑的“村兩委”，如何既完成好黨委和政府任務的“代理人”角色，又擔當起管理本村事務、為村民提供服務的“當家人”角色，更是基層幹部面臨的前所未有挑戰。
下有群眾期待，上有上級要求，基層作為行政系統中承受壓力的最末端，扮演著多樣化的角色，角色之間存在交融和配合，也存在衝突與矛盾，容易産生“角色困境”。當各種目標、任務交織而來的時候，大部分基層政府和幹部明確自身定位，善於統籌兼顧，努力做好各項工作。但在一些地方，也存在著“選擇性治理”傾向。
比如，一些幹部熱衷於招商引資、大上項目，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表現出引人注目的行動能力；而對於環境保護、教育發展、社會公益等治理選項，或自嘆“能力不夠”，或表示“興趣不足”，其治理意願之弱，工作成效之微，較之前者相形見絀。
這一方面是因為少數幹部為私利所困，完全囿于自身利益本位看問題辦事情，于己有利的事就去管去做，于己不利或者吃力不討好的事就儘量不管不問。另一方面，“選擇性治理”的跑偏，也反映了治理模式的某些欠缺。
在任務層層分解、責任層層下壓的治理格局下，基層的壓力機制往往也是動力源泉。當政績考核、工作評比等“指揮棒”存在重經濟數據輕民生指標、重項目建設輕環保評估、重顯績輕潛績等傾向的時候，就會在無形中樹立不良發展導向，誤導一些地方只把經濟發展當作剛性任務，而把公共服務視為彈性需求。當穩定的硬任務在“一票否決”壓力下被少數人曲解為“不出事”邏輯，有的地方幹部寄望于花錢“擺平”，或是不惜暴力截訪“壓平”，忽視了擔當群眾利益代言人、維護群眾權益這一重要職責，背離了維權才能維穩這一治本之策。
“選擇性治理”的存在，其實也在提醒我們，在利益格局分化、利益主體多元的背景下，基層治理更加需要堅定科學發展的理念，遵循“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用”的路徑，才能避免在對角色的不當取捨中陷入“選擇性治理”誤區。
從實踐層面看，執政者理當更加注重目光下移，將頂層設計與基層實施對接起來。這固然有賴於基層自身的創新和努力，但更為重要和迫切的是，改革創新基層治理模式，理順治理格局，優化制度設計，處理好管理與服務、經濟與民生、發展與穩定等關係，構建中央提出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新格局”。只有這樣，才能在公共服務最優化、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走出“選擇性治理”誤區，實現基層善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