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月余，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再次來到溫州。在聽取當地小企業發展情況彙報時，總理強調要妥善處理資金鏈斷裂情況，並要求提高對小企業不良貸款比率的容忍度，支援專為小微企業提供服務的金融機構，加大財稅政策對小微企業的支援力度。同時要加強對民間借貸的監管，引導其陽光化、規範化發展，採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貸化傾向。
老闆“走佬”，企業關門，員工討薪，溫州企業民間借貸危機引起的一系列後果最終引起了國務院的關注。與此同時，溫州當地政府和企業也在行動，政府成立應對機構，專門協調銀行和企業的關係；民企緊急成立2億元的“重組救市基金”，幫扶那些因為資金問題陷入困境的本土企業。
作為中國民營經濟的引領者，“溫州模式”曾奇跡般帶著溫州人迅速暴富，可為何溫州企業接二連三地出現資金鏈斷裂危情？其一，中小企業融資難是個不爭事實，在現有的金融機制下，沒有幾個銀行願意貸款給那些風險大得多的中小企業；其二，在原材料成本和人力成本不斷上升的壓力下，類似打火機、鞋業、眼鏡等勞動密集型企業利潤空間不斷被壓縮，流動資金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短缺困境。
從銀行難以貸到款，做實業又難以賺大錢，民間借貸便應運而生。又由於金融業的基本法則就是把資金吸引到獲利最高的地方，於是溫州幾乎全城都在放“高利貸”也就不難理解。倘若企業利用民間借貸的資金，投入生産，産生高效益，連本帶利還給放貸人，自然皆大歡喜。然而，溫州現在的問題是，民間借貸的錢並沒有全部用於實體經濟，有不少選擇了泡沫性的投資，造成虧損。
正所謂“正門開得不大，旁門就要打開”，民營企業有需求，而金融機構又不能滿足，民間借貸必然難以阻擋。其實，對於民間借貸，國家早有規定：按現行法律規定，企業之間禁止私相借貸，公民參與的借貸最高利率不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4倍，超過者不予保護。換句話説，只要是貸款利率不超過銀行的4倍，民間借貸就是合法化的。可溫州的民間借貸有的已高達銀行的10倍以上，高利貸年利率最高甚至能達到180%。高利潤帶來的是高風險，一旦某一環節出現紕漏，其間的風險就猶如多米諾骨牌般擴散開來，不容小視。
因而，一味靠“堵”不是解決辦法，給民間資本一個合法的出路，引導民間借貸陽光化、規範化，當是根本之策。這就要求我們逐步放開金融市場，疏通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的渠道，實現資本要素的自由配置。説白了，也就是打破現有銀行的壟斷體制。事實上，“新36條”已有類似規定，如“支援民間資本發起設立信用擔保公司，鼓勵民間資本發起設立金融仲介服務機構”，民間借貸陽光化説起來也不過是“新36條”的具體落實而已。
當然，要讓民間借貸陽光化，風險監管必不可少。眼下除“不得高於銀行同類貸款利率4倍”規定外，只有《貸款通則》和若干通知、解釋。如何避免“民間借貸陽光化”成為變相鼓勵“有錢人都去放高利貸”，監管部門必須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