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車數量到底有多少仍然是個謎，還怎麼改革？公眾怎麼知情和監督公車改革？怎麼根據實際情況分析形勢提出建設性建議？這從側面告訴我們，公車改革只在傳統的改革語境、思路、模式之中打轉轉。
前日，在北京治堵方案的報道中，有關部門“背靠背”地發佈了兩條關於公車的重大新聞。一條是北京“‘十二五’期間將重啟公務車改革”，另一條是公務車數量“很敏感”、不便回應。在新一輪公車改革漸起之際，這兩條消息在同日傳播，令人五味雜陳。
公車改革，資訊公開是重要環節之一。連公車數量到底有多少仍然是個謎，還怎麼改革？公眾怎麼知情和監督公車改革？怎麼根據實際情況分析形勢提出建設性建議？這從側面告訴我們，公車改革只在傳統的改革語境、思路、模式之中打轉轉。因為思路決定著出路，模式則決定著改革成敗。
目前各地試行的車改，主要有三種模式，在實踐中也大多陷入改革困境。
第一種是貨幣化。按職級發放交通補貼，取消公車。這種模式，改革者的積極性最高，也能減輕財政負擔。但結果不僅導致一些官員“車補照拿公車照坐”，更因近年一些地方縣委書記一級就動輒年補8萬的車補，令公眾懷疑這是一種權力自肥。
第二種是虛擬貨幣化。取消各部門公車，建立相關公車管理機構統一調用，經費定額包乾，額度逐年調整，不入個人腰包。這種模式在不少地方推行的結果，的確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公共財政的負擔。但這實質上是在承認現有公車體系下的一種集約化改革辦法，是決策者迫於財政壓力而不得已進行的減負式改革，缺乏根本上的制度設計。
第三種是嚴格管理。什麼級別配車、配什麼車，都按規定來；公車什麼時候用、用來幹什麼都受規章制約。這是一種理想化的模式，嚴格來説也稱不上改革，而是屬於管理範疇，最多算管理的改革創新。但在實際上這種模式受到了嚴峻挑戰，權力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強大力量，使有關規定規章早就被突破，再依靠權力自律收回現有福利，難於登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