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完全背離法律的違法犯罪行為，在執法者的觀念和司法懲治上卻出現如此“見怪不怪”的現狀，讓人不得不對現實的執法和司法生態深感憂慮。産生這樣的結果，根本原因在於偏離了對警察當説客行為的正確認知。無論是出於警示執法人員的目的，還是促進司法懲治的常態化，都應以離析警察當説客的嚴重危害性為基礎。
自古以來，犯罪都被視為一種對抗統治秩序的行為，馬克思曾將犯罪解釋為“孤立的個人反對統治關係的鬥爭”。犯罪行為對社會關係和統治秩序的損害，也一直是司法懲治的重心。正因為如此，基於當事人自治原則的和解，在刑事審判中同樣受到極大制約。表面上看，警察充當説客只是對受害人施加影響，並未動用強制力，但其行為不僅背離了職業法律要求，更是對司法公正的侵擾，使得輪姦這一嚴重的刑事犯罪難以獲得正義的審判。如此，受害人被做通了工作，犯罪行為所造成的社會危害得不到修正。如果受刑法打擊的罪惡行為得不到應有的懲治，那麼司法公義勢必扭曲變形，這對同類犯罪行為無異於縱容。
所以，對於警察充當説客的性質認知，必須還原為嚴重干擾司法公正的違法犯罪行為。以此為基礎，對於類似現象的查處，就不僅是出於警示其他幹警的需要，更應是力行法治、彰顯司法正義的基本要求。（傅達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