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郴州市公安局公佈了臨武瓜農鄧正加的屍檢結果：死者頭、頸、肩部等處皮膚軟組織損傷程度相對較輕，為非致命傷；真正死因係“外力作用誘發腦部畸形血管破裂，致雙側大腦額顳頂部及左側小腦部蛛網膜下腔廣泛性出血死亡”。
怎麼理解“外力誘發腦部畸形血管破裂”？當事城管又將承擔怎樣的刑事責任？
像鄧正加這樣有著隱性危險疾病的人，被稱為“特異體質者”；毆打“特異體質者”致其死亡的法律責任的爭論比較多，關鍵在於如何評價毆打（輕微暴力）與死亡之間的法律因果關係，以及如何判定打人者的主觀惡意。從目前的司法實踐分析，還是有較為普遍認可的原則的。
比如，2010年一案件，李某和鄰居因打麻將發生爭吵、推搡，鄰居倒地後死亡。經鑒定，死者係心臟病急性發作而死亡。2003年，山東博興農民劉清林與另一村民發生爭吵，並進行了毆打，致其死亡。經鑒定，死者像鄧正加一樣係腦血管畸形。
兩案同是“誘發特異體質者的固有疾病”，但前者定為過失傷害致死罪，最終處以緩刑；後者定為故意傷害罪，量刑為10年。區別在於：前案中的相互撕扯，是一種低暴力行為，通常不會造成傷亡結果，可以推定被告人主觀上不抱有“希望或放任被害人死亡結果發生”的心態，故定過失犯罪。後一案中，被告人對受害者進行毆打，這種行為足以對人造成傷害，兇手的主觀惡意更大，所以定故意傷害罪。
回到瓜農案，屍檢報告顯示：死者頭、頸、肩部等處都有軟組織損傷，可以認為當時他與當事城管發生衝突時，遭到相當暴力的對待，而不是推搡等“低暴力行為”。這些暴力行為與其腦血管破裂有著法律上的因果關係。所以，本案可能不是刑法意義上“不能預見的意外”，當事城管打人時就應該預見到傷亡的發生，這不是“不能預見的”，所以本案應當有人承擔刑事責任。
法院應結合當事城管施加給鄧正加的暴力程度，判定其主觀惡性，以及暴行與死亡的因果關係程度，從而定罪量刑。如果當事城管使用了秤砣進行毆打，或者對鄧正加實施兇殘的圍毆，正常人都應該知道這種暴力的危險程度，那麼可從法律上推定當事城管打人的心態是：放任鄧正加的死亡的發生，故應定故意傷害罪。
以上是基於屍檢報告，對暴力致特異體質者死亡的刑事責任做出的分析。從鄧正加的悲劇可以看出：生命是相當脆弱的，只有執法徹底杜絕暴力，才能避免悲劇的發生；執法者絕不能對使用暴力懷有僥倖心理，輕信“打不死人”，否則害人害己。此外，臨武縣政府也必須反思當地城管的野蠻執法，鄧正加的“特異體質”絕不是拒絕反省、不承擔法律責任的藉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