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兒女能讀書上大學，藍田忠每年離家都擬好遺囑，從四川資陽老家回到北京房山的礦上。這一幹就是8年。2010年，藍田忠和15名工友，被查出患上了塵肺病，但礦也因政策原因被關閉了。 “我認命了，但不後悔，我的命換來了娃娃們上大學的機會，至少他們不用再跟我一樣了。”説完，50歲的藍田忠，轉過頭悄悄抹淚。 （3月20日《新京報》）
藍田忠跟其他600萬塵肺病患者一樣是悲哀的，他們透支健康和生命換來的收入，可能無法為其後續的治療埋單。或許很多人沒有見過塵肺病患者晚景的悲慘，但若是目睹了他們在人生最後階段，被折騰得面目全非的樣子，恐怕很多人會驚恐萬狀，心中的陰霾也將揮之不去。塵肺病如此恐怖，然而依然擋不住一些人繼續邁進的腳步，如同蛾子撲火一樣，用生命作為代價，去換取接受教育的權利，底層群體的生存狀況如此悲愴，令人不免動容。
從最不幸之中尋找安慰的話，藍田忠還算得上幸運。畢竟用命換子女上大學的願望得到了實現，孩子的努力與刻苦，讓其獲得了期冀中的回報，而艱難的維權成功，也可以聊以自慰。但更多抱以同樣期待的人，恐怕未能如願，孩子不但沒有步入大學殿堂，還可能因為留守而學壞。患上了塵肺病，即便像張海超那樣“開胸驗肺”也未必能有一個好的結果。在他們面臨死亡的那一刻，其身與心的痛苦，恐怕非旁人所能洞悉。
要獲得免受恐懼的生存，弱者就應當受到照顧，要獲得公平正義陽光的照顧，底層的艱難就應當得到重視。“窮人經濟學”和“窮人教育學”不能僅是一句動聽的口號，而要成為實實在在的措施和行動，並轉化成可以感知的成果。
我們有理由相信，假若社會救濟再健全一點，教育資源再公平一點，底層向上的路徑不是如此艱難而逼仄，誰又會拿生命去換不可知的未來呢？“拿命換兒女上大學”的悲愴之處在於，健康和生命的損失是可以預知的風險，而上大學的前景卻難以預料，以一種近乎于賭徒的心態，去進行人生的抉擇，這更是一個社會的悲哀。
假若教育補助更健全一點，每一個人都有平等上學的權利，“上得起學”和“上得好學”都能做得更好一點，不再為學費而愁的人，恐怕也不會如此義無反顧；假若勞動保護更健全一點，勞動權益獲得更多的保護，罹患塵肺病的機會更少一點，“拿命換兒女上大學”就不會成為痛苦的源泉；假若社會的公平更多一點，成功和成長的機會更多一點，階層固化不再根深蒂固，讀大學不再成為改變命運的唯一方式，也不會逼得弱者拿命去換取。
只有在資源化生存的社會裏，拼爹遊戲成為一種可怕的潛規則，有關係的利用關係，有金錢的利用金錢，無資源可拼的窮人，窮得只剩“命”的弱者，才會如此堅定而決絕，才會如此悲愴而悲涼。或許，對於窮人們來説，有限的救助並不是他們最大的期盼，渴望一個公平的環境，更有機會參與平等的博弈，讓自己的權利獲得足夠的保障，才是最急待解決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