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訪基層與基層地方環保官員們聊天時,他們不約而同地談起一個問題:懷念早些年前的環保風暴,懷念那個敢做、敢言、敢開罰單、敢向違法排污的大企業開刀、敢得罪地方政府的潘岳副部長——那幾年常有環保風暴的時候,借著那些自上而下的風暴,環保部門既受重視,環保工作也好開展,基層環保工作人員執法的時候,語調都會硬很多。如今沒了風暴,工作比之前難開展多了。
無獨有偶,在某年3月環保部副部長張力軍出席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問道:“為什麼我們見不到‘環保風暴’了?還有一些意見認為最近幾年來環保部報喜不報憂的情況又開始抬頭,您如何看待?”——由此可見,懷念環保風暴並非個案,而是一種普遍的輿論心態。公眾懷念,媒體懷念,基層環保工作人員也懷念。
確實讓人懷念,曾經風風火火的環保風暴,已成為一種記憶,對公眾來説已經成為一個陌生的詞。最後一次環評風暴,應該是2009年6月那一場,升格為部的環保部通報説,由於個別地區和企業嚴重違反國家企業政策和環保規定進行項目建設,暫停審批金沙江中游水電開發項目,同時五大國有電企之一的華能集團和華電集團,各有一家在建的水電站被責令停工進行整改。這張大罰單涉及的投資有的過百億,有的甚至上千億。
一次次的風暴雖然未能解決環境污染的根本癥結,可敢於跟地方政府説不,敢得罪人,敢於向大企業開刀,卻讓輿論和公眾看到了環保部治污的決心,看到了環保部在與地方政府博弈中的強勢,也看到了從制度上解決污染問題的希望,讓製造污染者有所敬畏,讓污染企業的保護傘有所忌憚,也讓支撐著“不污染就無發展”“先污染後發展”之類過去曾非常強勢的GDP至上思維開始鬆開和瓦解。一次次環保風暴也形成了良性的迴圈:環保部引領風暴,輿論跟進監督,公眾熱情參與,官方與民間形成了一種強有力的反污、去污、治污、懲污的正能量。
可這之後,環保風暴似乎就沒有了聲響,前後強烈的反差下,公眾難免不懷念潘岳式的環評風暴。
沒有了環保風暴,是因為我們的環境保護工作已經做了很好,比過去有了很大的進步,從而不需要風暴的勁吹了嗎?沒有,對於中國當下的環保形勢,官方的説法是:局部有所改善、總體尚未遏制、形勢依然嚴峻、壓力繼續加大——透過文字遊戲和官話套話空話的迷霧,能夠看到,現實可能比這種官方描述嚴峻得多,這種嚴峻可以從頻發的環境危機和突發事件看出來。中國多次發生了重金屬污染、化工污染、水體污染的事件。從我們呼吸的空氣、喝的水、吃的蔬菜、看到的景象、聽到的描述,可以切身感受到我們身邊環境不容樂觀。可怕的是,也許很多環境危機在我們的身邊悄悄地醞釀著,有一天會以讓人猝不及防並目瞪口呆的方式突然爆發。
有人説,中國的環境問題到了集中爆發期,這説得還比較客氣,更尖銳的説法是:中國正在品嘗過去那種粗放型發展路徑所種下的惡果,付出昂貴的代價,承受著大自然的報復。十八大報告首次把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獨立成章,提出努力建設美麗中國——提出“美麗中國”概念,是一個美麗的願景,説明我們在環境問題上有太多“不美麗”的地方需要反思,以“美麗中國”促人反思被污染圍堵的現實。
沒有了環保風暴,是不是因為我們環評已經充分制度化了,從而不需要風暴的形式了呢?沒有。其實以風暴式的治理去推進環保,並非長久之策,這一點上,甚至連環保風暴的發起和推動者、環保部副部長潘岳都毫不諱言,他多次表態稱:每一次“風暴”,其實都是跟在突發事件和被動形勢後面的“亡羊補牢”；每一次,“風暴”都未能如願變成常規性制度固定下來。所以他也不止一次地表示要“告別風暴,尋找新路”。可是,這幾年環保部門在制度化建設上並沒有作出多少努力,監督上沒有敏感力,懲罰上沒有執行力,推進制度化上沒有動力。當我們告別了“風暴”,執行力又裹足不前,叫人如何不懷念環保風暴。風暴雖不能解決問題,但起碼讓人看到了執行力。
輿論和公眾懷念環保風暴,懷念的不是那種暴風驟雨式的治理路徑,不是“開幾張大罰單”的快意恩仇,而是在環境問題尖銳的語境下期待看到環保部門正視問題的坦誠和解決問題的魄力。我們的環保部門應該有所作為,應該亮出自己的肌肉,讓“美麗中國”早日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