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下旬，15名學者將一份《儘快啟動〈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全面修改的公民建議書》寄往全國人大。建議書矛頭之一即是社會撫養費制度。發起者之一、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湛中表示，“取消或廢除社會撫養費制度，不僅體現了對生育權作為基本人權的保護，還能避免現行社會撫養費制度實施過程中的不公平和不平等現象。”（《新京報》8月24日）
基層計生部門挪用撫養費，填充鄉鎮財政，甚至以不入賬形式貪污；還有一些計生人員利用撫養費尋租。從這出“變形記”來看，社會撫養費已經病了，所以，有學者建議將其廢除。只是，筆者覺得，社會撫養費雖然有病，但不能讓它立即死，僅僅因為存在一些亂象而將其廢除，從責任追究和社會撫養費的功能上來講，都是不合適的。
國務院《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第十條規定，社會撫養費及滯納金應當全部上繳國庫，按照國務院財政部門的規定納入地方財政預算管理；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截留、挪用、貪污、私分。計劃生育工作必要的經費，由各級人民政府財政予以保障。可見，社會撫養費的徵收與使用實行的是“徵繳分離”、“收支兩條線”。地方政府無視這兩條原則，將社會撫養費截留、挪用、貪污、私分，這固然有社會撫養費監管缺失的原因，也有基層政府違規操作的問題。針對前者，通過完善相關監管制度即可，後者則需要對地方政府進行問責，對撫養費制度動刀是頭病了醫腳。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相繼出臺計劃生育條例，其中規定，對違反政策生育子女者，徵收一定數額罰款，後來該項罰款更名為計劃外生育費，明確其性質屬於補償性的行政收費。2000年年初，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穩定低生育水準的決定》中，明確規定“在現階段，對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家庭徵收社會撫養費，給予必要的經濟制約”。在目前，針對超生、多生等行為，唯一可供採用的也只有經濟手段了。若不再徵收撫養費，結果必定是誰想生就生，想生幾個就生幾個。
廢除一個制度需要有足夠的理由，要麼該制度違背了憲法，比如收容遣送制度；要麼已經不再適應社會的發展，比如1997年之前的刑法中關於流氓罪的規定。只要該制度仍有存在的必要，即使弊病纏身也不能輕言廢除，所要做的是慢慢改進它——因為一旦將其廢除，它所調節的社會關係就會失控。如果立即廢除社會撫養費制度，其他手段又沒有跟進，那超生、多生行為便會肆無忌憚，人口無序增長將成為必然。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社會撫養費存在亂象，很大原因在於地方政府可支配的權力過大。相關人士建議，將社會撫養費由上繳地方財政改為中央財政，以此切斷部分地區刻意追求徵收數額的動力來源。此建議是可行的，中央再集中對此款項進行分配、利用。這就給我們留下一個啟示：當一項制度疾病纏身而又不能廢除時，就需要走變通之道，讓其適應當下社會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