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至22日淩晨，北京迎來自1951年有氣象記錄以來的最強降雨。37人死亡、8萬人被困機場、數萬名群眾轉移……有關北京暴雨的消息牽動著網民的心（7月23日新華網）。
7月21日一天之內，北京市氣象部門連發5個預警，暴雨級別從藍色預警上升到橙色預警，這也是北京自2005年建立暴雨預警機制以來的最高級別。與此同時，北京市也迅速啟動應急預案來應對突如其來的暴雨災害。
毋庸置疑，應急預案對北京這次抗擊暴雨災害確實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但也暴露出執行過程中的僵化以及銜接不足等弊端，讓一些市民感到應急預案沒有真正起到“應急”作用。比如，110打不通，被困在水中的車輛和群眾得不到及時救援，而當群眾自發組成救援隊伍，又得不到政府部門及時的引導和幫助等等。在這種高級別的應急預案啟動之後，出現這些現象，不僅極大削弱了應急預案的“應急”能力，甚至可能會給戰勝災害帶來嚴重干擾和阻礙。應當説，北京這場61年一遇的特大暴雨，是對北京市應急預案的一次嚴格檢驗，無論從應急預案的設計上還是實際執行過程中，所暴露出的任何弊端，都需要政府部門認真審視和反思，這對應對更加殘酷的突發災害無疑是很有裨益的。
在這次暴雨中，微博和熱心網友再一次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形成的“正能量”不僅鼓舞了人們戰勝災害的勇氣和信心，更産生了一種巨大的精神力量激勵著眼前的社會。從報道中也能看出，北京網友自發組織起愛心車隊，紛紛冒雨開車前往機場組成了免費搭滯留旅客到城裏換乘公共交通工具。但是，在機場高速收費站，積水已經快沒過了輪胎，車輛排起長龍，隨時都可能被困熄火，而收費依然是“一絲不茍”。同樣，在傾盆暴雨之下，車輛被淹熄火露宿街頭實屬無奈，交通協管員照貼罰單和收費員按章收費都是職責所在，他們的這種“敬業”恰恰暴露出應急預案執行中的僵化，或許在應急預案中他們根本就沒有被列入“應急”。的士司機“趁水打劫”。需要反思的是“應急預案”沒有從制度上對他們進行有效的監管。
説到底政府的應急預案是為了“應急”，設計再完善的“應急預案”都未必能完全適應各種突發災難的要求。為了達到“應急”目的，在應急預案的設計中，不僅要求政府各部門靈活機智的執行制度預案，更要用普世價值的道德觀來臨場判斷。“應急預案”關係到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産的安全與拯救，更應當走出日常法規制度的誤區，而道德的力量更容易喚起全社會的參與。如果政府再加以引導和有效的組織，讓政府的制度應急和民間的社會道德應急擰成一股合力，這樣的應急預案應當説更具有實用效果。
從這次北京特大暴雨災害的應急來看，政府的制度應急在有條不紊的執行中凸顯僵化，制度與道德價值觀出現了分歧，政府應急預案與民間愛心力量産生脫節，這讓應急預案的應急作用和取得的效果大打折扣，而對今後包括北京在內的其他城市不斷完善應急機制也能起到很好的借鑒。現在幾乎所有的城市都建立了自己的應急機制，雖然人們並不希望這種應急機制經常發揮作用，但坊間有句話“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自然災害不會憐憫任何一座城市，當遇到突如其來的災難時，有著完善的應急預案勢必會將災難的損失減少到最小。因此，每一座城市每一次應急預案的使用，都值得認真總結和借鑒。
我們是一個具有優良傳統美德的民族，將傳統的道德價值觀融入到現代城市的應急預案中，其相互作用所産生的能量並不是簡單的1加1等於２，甚至可以無窮發揮，有必要引起高度重視。（朱永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