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世界將迎來新一輪的非物質文化遺産申報機會，或者説申報熱潮。身為中國文聯副主席的馮驥才，還兼任文化部非遺專家部主任，親眼見證了中國的非遺在十幾年間整理到了四級（國家、省、市、縣）名錄7000項。但馮驥才指出，由於不良政績觀的驅動，文化遺産一旦“申遺”成功，後續的保護工作卻不盡如人意，撒手不管的現象和在利益驅動下讓文化變味兒的現象時有出現。
現實中，“文化遺産一旦‘申遺’成功，後續的保護工作卻不盡如人意”之類的現象並不少見，因為不少地方完全以利益標准考量“申遺”，如把文化遺産開發成一個個旅遊項目，還有一些遺産項目申辦後急於擴容，有的甚至搞破壞性開發。且申遺之後保護費用稀缺已成普遍現象，如北京五大“世遺”修繕資金缺口曾高達上億元、兵馬俑博物館年均僅幾百萬元維護費用等。
站在這樣的視野下，馮驥才先生的建議——把“申遺”改為“審遺”，在筆者看來，對當下社會尤其是政府和官員來説是難得的、必要的善意提醒——地方政府對文化遺産要認真負責，不能把變味兒的粗製濫造的東西留給後代。對此，我們該如何審視？又該如何認識“申遺”改為“審遺”的可能性與合理性呢？
“申遺”改為“審遺”的背後是科學和負責意識的體現，更重要的是，若果真如此的話，很可能是一次糾偏。當“中國南方喀斯特”和開平碉樓入選世界遺産名錄時，我國就有六處世界遺産被黃牌警告，尤其是“三江並流”，如果得不到有效整治，其稱號很可能被吊銷。聯合國專家專門針對“三江並流”提出過警告：“希望中國享有世界遺産的地方政府都能從‘三江並流’中認識到，成為世界遺産更多意味著承擔責任和兌現承諾，遠不僅是享受旅遊收益，可以隨意開發那麼簡單。”也就是説，“申遺”改為“審遺”有著可能性與合理性，與聯合國的“黃牌警告”處理方式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更何況，頗受爭議的還有張家界天梯事件、泰山纜車事件、都江堰建壩事件等。面對日趨嚴重的遺産隱患，公眾開始憂心忡忡：當一些地方爭搶申報世界遺産時，是否還記得“申遺”的真正目的？那麼，“最好今年國家別再‘申遺’了，也別讓地方政府官員們像吃了興奮劑一樣那麼折騰了。應該把‘申遺’變成‘審遺’，乾脆我們審一次吧，看看哪些非遺已經沒有了，是不是被毀了”的觀點，在筆者看來，就是糾偏，更是對社會和後代負責的做法。
可以説，對某些地方政府來説，申報不在於保護文化遺産，而是為了追求世界文化遺産的標簽以及隨之而來的知名度。某些地方之所以不遺餘力地拼“申遺”，並非致力於保護文化遺産，而是為了世遺標簽帶來的收益。在此過程中，是否真的有助於保護文化遺産，基本不在考慮範圍內。正因為如此，“申遺”改為“審遺”有著明確的針對性，但要落到實處，則考驗著我們對待“申遺”的真實態度。
要讀懂“申遺”改為“審遺”的提醒，還要明白，“申遺”所能承載的遺産保護之重是有限的，要知道，“申遺”成功者畢竟是少數，倘若都成遺産了，所謂的遺産也就沒價值了。並且，“申遺”是迫不得已的最後之舉，入選並不代表這種文化本身的價值就比別的高，很有可能是因為它更亟須保護。
“申遺”熱之下，審慎和冷靜對待“申遺”改為“審遺”的建議，並不多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