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歲的吳川市個體戶淩華坤，駕車追擊搶金項鍊的劫匪，車輛與劫匪摩托車碰撞，其中一劫匪重傷不治身亡，而其妻兒也受傷，座駕要大修，還傷及路人和路邊車，見義勇為獎金全部賠完了，還要倒貼4萬，更要面對死亡劫匪家屬的索賠和官司……這名血性漢子直嘆“我不如去跳樓算了！”（據《羊城晚報》）
一條血性漢子落到這樣的地步，經濟生活困難心理壓力巨大，確實很受傷，想起來也很後怕，一般人甚至會後悔。因而，淩華坤勇敢的精神應該褒揚，有關機構對他進行獎勵，吳川市給他發來見義勇為證書，社會輿論的關注，無一不是對他的肯定。
但就事件發生之後的一系列處理，“良好的動機”和“勇敢的精神”顯然無法替代法律判斷。一個動機可以産生多個後果，而且後果往往比動機複雜得多。見義勇為的良好動機，可能罩不住後果的複雜性。公眾同情歸同情，但畢竟是利益問題只能按利益的原則處理了，那通常是由法律程式來解決。
淩華坤賠錢賠到喊“跳樓”，這當然是不幸的，但也正好説明見義勇為有成本，包括財産，有時甚至是生命。許多喜歡批判社會冷漠的論者，往往有意無意地忽視這一點。世上不存在著沒有成本的見義勇為，倘若零成本，則人人都可成見義勇為者，也就無所謂勇不勇了。因而，見義勇為要“賠錢”並不出奇，正如警察追捕逃犯過程中，如果傷及路人，也要賠償一樣。問題只在於，究竟是見義勇為本人賠，還是有其他機制來賠付。淩華坤面臨的困境是：成本超過自己的承受能力，而社會缺乏分擔和轉移成本的機制，這正是令見義勇為者心寒之處。
關於見義勇為行為還有一個細節要探討。一個公民面對攻擊的行為，有正當防衛與過當防衛之分，一個警察對犯人施加的手段也有過當的可能。那麼，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一個人見義勇為，對劫匪實施的手段是不是也存在過當問題？若沒有過當之説，則“見義勇為”之“勇”將大打折扣。
也許正是考慮到見義勇為的成本和可能過當行為，在美國、日本、德國和我國的香港、臺灣地區，並不主張公民直接介入刑事案件中，公民在仗義出手時，要顧及自身的安全，至於追捕，那主要是警察的事。這從表面看，他們好像過於“冷血”，但又何曾不是對公民的一種保護？法律學者王琳在評論此事時主張“見義勇為與見義智為相結合”，“見義勇為應該遵循最小損害原則”，他並不認為任何人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適合見義勇為。
因而，輿論大談見義勇為之際，更應該冷靜考慮如何更好保護好見義勇為者，如何界定見義勇為的細節和尺度，儘量將其風險降到最低。見義勇為是一種倫理召喚，但它必須有以良好的制度配套來為風險兜底，如此才能讓見義勇為者不至於既流血又流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