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在長沙市市區新增客運出租汽車運力聽證會上，4名“聽證專業戶”被媒體發現。其中一位名叫石愛偉的“專業戶”，7年參加17次聽證會，並且“從沒在聽證會上投過反對票”。
“聽證專業戶”參加多少次聽證會、得了多少次勞務費、説了多少句場面話，其實並不重要。問題的關鍵在於，聽證會傾聽民意的功能是否得到充分發揮，聽證會上的異見是否引起了足夠的重視。聽證會要走出“聽證專業戶”帶來的困境，現在看來，有必要對“聽證”二字重新作一番審視。
首先，是不是所有關係民生的價格調整都需要聽證。我國目前已建立起行政處罰、價格決策和立法三個類別的聽證會制度，各地也相應建立了《政府定價目錄》。但在實際操作中，一些項目的定價實行聽證並不一定科學。以水、電、供暖等定價為例，企業考慮生産成本和利潤最大化，而市民更在乎自身的經濟承受能力，兩者之間的博弈顯然非一場聽證會就能解決。對於動輒影響百萬甚至千萬人的一些價格調整，完全可以借鑒汽油調價做法（雖然目前不是很奏效），建立價格聯動機制，按照既定法規確定漲還是降，無需一次次聽證。
其次，聽證代表是否能夠充分代表民意。聽證代表所代表的民意應當具有廣泛性。按照當前一些聽證會的制度設計，聽證代表的選拔採取自願報名和隨機抽選相結合的原則。由於選拔機制常常缺乏對申請人知識背景、社會身份的限定，而聽證代表也缺乏匯聚廣泛民意的渠道，這就難以保證聽證代表具備足夠的資訊儲備和民意基礎。
再者，也是最為重要的，聽證的主辦方、相關政府部門是否有聽取民意的誠意。從頻頻出現的“聽漲會”來看，這種擔憂並非多餘。在現有的程式設計環節，如果聽證主辦方有預設的意見和傾向，很容易通過制度的漏洞來“架空”聽證，低調發佈資訊、自定代表人選、不讓反對者説話等，都能輕易地將聽證會變成一言堂。
對聽證會，最可怕的不是“聽證專業戶”一再出現，也不是聽證會代表的低水準和不負責任，而是聽證會本身制度設計的形式主義。前不久，廣州規定公務員不得擔任聽證會代表，為重塑聽證會公信邁出了一步。但要真正塑造聽證會的公信，還須借助“兩把刷子”，一是加大對聽證會制度“漏洞”修補，二是要加強對聽證代表的選拔和甄別，擴大選擇範圍。二者缺一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