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53歲男子與人發生糾紛被打傷後赴派出所報案，在進入北京市平谷區興谷派出所4個多小時後，該男子在詢問室自縊。警方承認存在一定責任，向家屬公佈監控錄影，稱死者自行進入詢問室自縊。家屬提出，錄影曾被剪輯過。警方表示，這是為了節省家屬觀看時間。（《京華時報》8月15日）
警方承認存在一定的“疏于管理”的過失責任，但不是死者家屬懷疑的直接責任。至少從目前情況看，死者是否像警方聲稱的那樣，因無人借錢感到心寒而“尋短見”，這值得懷疑，因為最關鍵的證據——錄影，在拿給家屬觀看的時候是經過剪輯的，就是局外人，也會懷疑警方可能在掩蓋什麼。
至於警方給出的“節省家屬觀看時間”的解釋，很難讓人信服。對於死者家屬來説，他們真的在乎“節省”這點時間嗎？了解事件真相是死者家屬的基本權利，如果家屬拒絕警方的“善意”，那麼警方就應提供完整的錄影。
要解決這一問題，其實只需對警方進行“有罪推定”。既然警方放棄了拿出完整錄影以“自證清白”的機會，那就要接受所有不利於自己的“指控”。
在法治社會，對於普通人來説，其在面對強大的國家機器時，永遠都處於弱勢地位，如果不從法律層面確認“無罪推定”原則，他就有可能生活在莫名的恐懼之中，擔心某一天自己被“有罪推定”。“無罪推定”原則是基於“每個人都是好人”的前提和假設，如果要證明某人有罪，必須通過相互之間互為因果的證據鏈來證明，否則，誰都不能認定某人有罪。
但對於公權力的行使來説，這樣的原則要變換成“有罪推定”，因為任何權力都以暴力作為後盾，也因此容易被濫用，造成“權力傷害權利”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通過“有罪推定”來限制權力，即先假定權力是被濫用的，只有權力行使者能通過各種證據來證明自己的清白，才認定其“無罪”。
事實上，對公權力的行使進行“有罪推定”，一直都體現在我們法律的各種具體規定中。最有力的例證是，行使權力要遵循法定程式，否則即為違法行為。這就是一種典型的“有罪推定”，即先假設擁有強制力的權力沒有按照法定程式行使，只有其證明自己遵循了法定程式，才能為自己行為的合法性找到依據。
這樣看來，對普通人的“無罪推定”和對公權力行使者的“有罪推定”，表面上看是相悖的，實質上基於同一種理念：只有盡可能地約束權力，才能盡可能地保護權利。再回到這起具體的案件，由於警方握有具有強制力的公權力，在其控制範圍內的公民，就處於絕對弱勢地位，一旦這種情況下出現了公民的非正常死亡，首先要對警方做“有罪推定”。除非警方拿出充分的證據，證明自己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行使權力。可現在，警方連完整的錄影都不敢公佈，又怎能證明自己的清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