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整合資源，改善機制，完全可以留出一些空間，讓善行不再孤單，讓善意更好生長

　　前些日子上夜班，打車回家時遇到一位古道熱腸的計程車司機。師傅姓朱，路遇不平常常出手相助。同時也常有疑惑——“現在做好事，為啥找不到做好事的‘感覺’呢？”

　　做好事是什麼感覺？按理説，應該是內心愉悅，小有成就感，一連串好心情，可在現實中，卻不儘然。朱師傅講了兩次親身經歷：一次路遇幾個流氓搶劫路人，他和乘客衝上去制止，人救下了，自己卻被流氓打成了血葫蘆。乘客叫來了救護車，醫護人員見到他第一句話就問：“你有錢嗎？”

　　還有一次，朱師傅夜里拉了一個醉漢，上車時只説了大概方位，到了目的地已經徹底醉倒。朱師傅轉了附近幾個小區，保安都不認識，最後只好送到派出所，值班民警見到他的第一反應則是：“我們這裡不收！”

　　問題最終還要憑行善者們奮力爭取來解決。面對醫護人員的冷漠，當時在場的乘客言辭激烈，反覆強調朱師傅見義勇為，最後救護車予以施救；在派出所，朱師傅當即打電話給其上級反映情況，值班民警也變了態度，收留了醉漢。雖然結果還不錯，但如此遭遇，確實會消解本來很痛快、很美好的“感覺”。

　　然而，我們要因此指責醫院和警方嗎？有過就醫經驗的人都知道，北京任何一個三甲醫院的病床和走廊都如同鬧市。同樣，有位來自警界的人大代表也講過，世界各國人口的警察配比一般在萬分之三四十，中國只有萬分之十左右。

　　人口基數龐大、優質資源稀缺、群眾需求迫切，這是我們做任何討論都不可忘記的中國基本國情。這幾天，各地“嬰兒安全島”被迫關閉和限制的新聞再次引起輿論爭議，意想不到的棄嬰數量，特別是其中超高的病患兒比例，讓棄嬰島的領養消化機制遇阻，接收能力透支之下，要麼選擇乾脆關閉，要麼築起層層防線。而輿論的爭論，則從一開始的救助棄嬰還是鼓勵棄嬰，轉向政府應該繼續擔責還是放手不管，仍然將其置於道義與現實的夾縫之中。

　　善舉做出之後遇到的難題，無不映照出堅硬的社會現實。人們常説，點亮自己，照亮別人。善舉就像是黑夜中的火把，能夠起到這樣的作用。可是，當我們要照亮的是整個廣袤的原野，就需要不斷有新的火把被第一個火把引燃，共同匯聚成強大的光源。

　　正因如此，行善者的能力維護，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當我們想要打造一個“可持續善”，或者“整體善”的社會環境時，就需要思考如何減輕行善成本，也需要突破個體思維的局限。有些國家已經基本解決了拾金不昧的問題，原因就在於法律規定撿錢不及時上交等同於偷竊，同時規定拾得者可從遺失者那裏得到相當於遺失物價值一定比例的謝禮，並且在找不到失主時得到遺失物。這樣的法律已經實行了100多年。當救人者需要醫療救助，疾病應急救助基金能不能適用，見義勇為獎金領取能不能簡化？當回不去家的人需要棲身之所，有沒有計程車企業主動搭載，就算是做個廣告？或者這個人第二天醒來給幫助的人一點補償？當許多救助病患的官方和民間組織都在各自行動，可不可以集中在棄嬰島周圍，共同分擔一點壓力？雖然我們國情複雜，但我們的綜合實力也很強大，通過整合資源，改善機制，完全可以留出一些空間，讓善行不再孤單，讓善意更好生長。

　　這種工作其實非常複雜，不能只依賴政府來設計和努力。快下車的時候，朱師傅提到，普通人能量很小，但有件事情可為：隨手關注每一個善舉。有句古話也講，見善如渴，聞惡如聾。在一個“聯通”方便的時代，只要每個人都拿起手機，拍下身邊的善舉，寫下對行善的思考，再放到網際網路上去，必能促進行善需求和可支援資源有效對接，最終為改善機制提供有益的探索和嘗試。 （曹鵬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