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昌大學學生宿舍樓的墻壁上，“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的大字赫然在目。墻角處的垃圾卻堆得溢出垃圾桶，鋪滿一地，惡臭撲鼻。

　　繼今年3月在7個學院的學生宿舍試點“學生自主保潔”後，這項據稱是“為了增強大學生主人翁意識和責任意識”的舉措，新學期在南昌大學全面推廣。但是，這朵看似美的花並沒有結出善的果。

　　一邊是校領導苦心孤詣地要“為孩子好”，試圖通過推動學生自主打掃宿舍、廁所、走廊，來鍛鍊孩子、培養孩子、提高他們的動手能力。一邊是“孩子”發起“反自主保潔”聯名書，甚至有學生帶著報復心理要“幫昌大校長上頭條”。

　　當“踐行大學‘立德樹人’的使命”碰上“捍衛校園民主”，本都是充滿正當性的美好訴求，拼到一起卻拼出了滿是火藥味的爭論和互詰，各方大有不達目的不罷休的勢頭。這樣一場缺乏共識的大學新政，註定要將南昌大學搞得一地雞毛。

　　去年走馬上任的周創兵校長，估計也沒有想到一年之後的改革，會讓南昌大學迅速佔領網路輿論熱點。“我只是想讓學生們獲得多方面的鍛鍊。”周校長的解釋帶著一點委屈。

　　這個60後中年人稱，“1990年以後出生的孩子，在勞動方面普遍比較薄弱”，並自稱“我年輕的時候做的比這個多得多，啥都做過”。其中顯而易見的邏輯是，我認為對學生好的，學生就應該去做。

　　可是，對面對這一命題的“孩子”——一群已經成年、已經擁有自己的思考與認知的大學生來講，他們願意嗎？所謂的“自主”應是一種被動自主嗎？自身經歷足以成為強制推行“自主保潔”的理由嗎？

　　當真實的意願難以上達，當對應的權利從未界定，學生唯一可稱為自主的，除了消極對抗，似乎再無其他。可在與校方週旋的過程之中，很多學生也在重蹈一種只顧自身利益訴求，忽視方法和溝通的覆轍。

　　於是，宿舍樓的公共空間臟亂不堪，校園媒體借昌大的“韜奮路”稱發揚“韜奮精神”，影射“自主保潔”即學生“掏糞”。甚至有學生不恭地反問，校領導應該起帶頭作用，“自主保潔應該從每個人做起，就應該把行政樓和教學樓保潔員也撤掉，換作由校領導和校長自行保潔”。

　　校方的做法固有不妥，甚至存在飽受詬病的“簡單粗暴”現象，學生的回應亦是激烈，微博上、BBS上的充滿戾氣的聲音……二者申訴自身利益、相互攻訐的同時，犧牲的恐怕是這所創立近百年大學的聲譽。

　　事實上，倡導“自主保潔”，並非沒有其現實意義。特別是時下，高校學生的自理能力差，獨立意識不強，吃苦精神不夠。“自主保潔”正是培養學生自我管理能力的有益嘗試，讓教育回歸細節，從細節處開始培養學生的良好操行，可克服當前教育“失之於大”、“失之於空”等弊病。

　　可見，此次如火如荼地論爭，原罪並不在於“自主保潔”本身。

　　一項政策的頒布實施，在強調目的正當性時，還需有程式的正當性來保障。因為，正當的目的，並不能保障程式、過程的適當性或正當性的必然實現。若用非適當性或非正當性的手段來達到正當目的，則正當性的實質，很可能會徒具空殼。

　　對於校方和學生，都是如此。學生有責任，學校當然也有責任，不能簡單地把責任往對方身上推。理性地溝通，才是最終的解決之道。

　　在數月前的北京大學“燕京學堂”之爭中，我們可以看到民意的另一種姿態。校方項目資訊不公開，有學生停止抱怨和調侃，轉身撥通了申請資訊公開的電話；面對“並沒多少人反對燕京學堂計劃”的説法，學生們沒有報以嘲諷和噓聲，而是合力完成一份調查問卷；學校召開溝通會前，師生們整理出幾百頁的資料，併發出維持會場秩序的號召……每一個行為都微不足道，但民意的力量正是通過這些理性的行為才得以匯聚。

　　“學生如果一聲不吭，那這個學校還有什麼希望，我們的民族還有什麼希望？”周創兵校長曾坦陳，“如果工作好一點，學生的意見就會少一點，反過來你不能怪學生，要反思我們自己的工作。”從這個角度講，這場校園拉鋸戰不失為對學校和學生的一堂民主課。（宣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