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紀委近日印發《廣州市領導幹部加強作風建設和廉潔自律“十個嚴禁”》，對領導幹部的行為劃出十分細緻的邊界，細緻到不得出入哪些地方，公車不能停放在哪些場所，以及不得違規用現金支付公務消費等等。

　　“十個嚴禁”顯然是對中央八項規定的細化。在“十個嚴禁”中，有些是對舊禁令的再次強調，比如嚴禁用公款大吃大喝、奢侈浪費，嚴禁收送禮品、禮金、購物卡、紀念品和土特産，嚴禁公車私用和違規駕駛公車，嚴禁大操大辦婚喪喜慶事宜和借機斂財等，都是三番五次明令禁止的事。

　　而“嚴禁與私企老闆勾肩搭背公私不分”，“不得出入歌舞廳、夜總會”，“不得將公車停放在高爾夫球場、歌舞廳、夜總會等場所”這樣的規定，則是對禁區禁令的細節化。

　　這些細化的禁令對那些熱愛打高爾夫、喜歡進夜總會的領導幹部肯定會有威懾作用。在到處都有探頭、隨時有人拍照的今天，在公開的高檔場所消費很難不被發現。尤其有競爭對手時，要抓拍這種“證據”輕而易舉。當禁令不夠具體時，出入這些場所即便被發現被拍攝，那些特殊“消費者”也可找到“非禁可為”的藉口。

　　制定如此細緻的禁令，反映了廣州市紀委的良苦用心。在反腐的根本問題一時難以解決、違反者又深諳應對策略時，通過對違禁行為外延的詳盡列舉，能夠壓縮違反者的騰挪狡辯空間。

　　但許多事物的外延都是很難輕易窮盡的，再詳細的列舉也難免出現遺漏——當“不準隨地大小便”被拆解為“不準在馬路、廣場、火車站、地鐵站大小便”時，那麼許多沒有被羅列的地方就可能被“默認”為可以大小便。

　　我們都知道一些領導幹部嫌貧愛富、樂與私企老闆交友。他們為什麼喜歡交富人朋友？顯然是富人朋友能給他們帶來好處。現在禁止領導幹部與私企老闆“勾肩搭背”，他們完全可以改換交往方式，在不“勾肩搭背”的情況下進行利益勾兌。而對收送禮品、禮金、購物卡之類可秘密交易的腐敗，禁令的可操作性也同樣存在問題。

　　細節化的禁令還可能出現一些含混，比如把歌舞廳列為領導幹部的禁區之一，就可能引發爭議：單位辦個聯歡晚會唱唱歌跳跳舞，那算不算歌舞廳？像錢櫃這樣自助式卡拉OK場所，如果是帶一家人或一些親朋好友去了，並且沒有利益收授關係，那還能不能去？

　　腐敗問題是全世界的國家都要面對和防範的問題，不同只在於防腐和反腐的手段，有的治本，有的治標；有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有的甚至“頭痛醫腳腳痛醫頭”。

　　瑞典哥德堡大學政治學教授博羅斯坦對腐敗問題做過深入的調查研究，他在《政府的品質》中認為，腐敗不是由文化決定的，沒有人不反對腐敗，但當腐敗能帶來利益並且風險不高時，就有人腐敗了，而且會形成攀比和效倣。羅斯坦引用拉裏戴蒙德的話説：“腐敗之風肆虐，絕不是僅憑技術手段或政治推力就可糾正的。它和體系運作方式有關，深深紮根在政治社會生活的準則預期當中，要想減少腐敗的破壞力並加以控制，必須依賴建製革命。”

　　在反腐中，如果不是打樁築墻式的防範，而更多地把精力用於修裂補漏，那麼就難免出現左支右絀事倍功半了。(何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