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甲歸田”的黃慶玖，是一位非典型基層公務員。調查他的種田背景，呈現的則是一些普通基層公務員的典型生存狀態：在鄉鎮基層幹了一二十年，工資低，升職無望直至無欲，以養老心態活在官場，有的如黃慶玖則開始“謀錢途”，以至於觸到國家公務員法的紅線，儘管此舉在情理上容易獲得同情和理解。（《中國新聞網》5月23日）
公務員從事副業的情況，在基層公務員生態圈中比較普遍。比如，2005年江西于都縣一次就清查出462名吃“空餉”從事第二職業的幹部。我們不禁要探究，為何這麼多官員閒置無事？
原因之一是基層公務員上升通道不暢，職務流動太緩慢。現在的情況是，公務員一考“定終身”，考到了中央就一直在中央，考到了基層，就不太可能到中央。中央機關的公務員升職空間大，不斷“空降”到基層當領導，而作為基層公務員，除非有特殊才能，或特殊背景，才有可能平步青雲。
倘若從基層公務員職位設置來講，一些設置屬於雞肋，基本沒有很多事情做，加上待遇偏低，這也構成了基層公務員另謀“錢”途的重要因素。加上一些欠發達地區基層公務員缺乏監督，也間接促成基層公務員在編不在崗、吃空餉現象的出現。
更為重要的是，公務員退出機制的形同虛設，讓公務員人浮於事變得理所當然。公務員的正常退出，現在大概有7種途徑，包括試用期滿不合格取消錄用、開除、辭職、辭退、退休、解聘、在職死亡。這些辭退的情形適用範圍較為狹窄，相關的規定也過於寬鬆。公務員退出機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嚴格的考核制度、有力的監督制度，以及強大及時的執行力基礎上的。必須在此基礎上嚴格執行《公務員法》有關辭退的規定，將不勝任現職工作，又不接受其他安排的；不履行公務員義務，不遵守公務員紀律，不適合繼續在機關工作的公務員及時清退。
反觀國外，公務員退出機制，早已成為一種正常現象。譬如，韓國首爾市政府實施了“3%公務員淘汰制”，選出欠缺工作能力或工作態度不好的102名公務員，組成“現場糾正推進團”進行淘汰。他們之所以要這樣做，其目的就是為了在政府官僚層級體系內強化約束激勵機制。
顯而易見，公務員退出機制的關鍵就是把目前的非正常退出改變為正常退出，建立能者進庸者出的公務員正常退出機制。由於《公務員法》中有關“辭退”的規定比較模糊，僅是個框架法，所以，國家層面應當儘早制定出細則，對於現實中不時出現的公務員上班時間打麻將、進出娛樂場所的行為，包括“帶甲歸田”等，制定出可具操作性的實施細則，讓公務員退出機制，做到有法可依。
暢通基層公務員上升通道，強化公務員職位合理性設置，加大公務員監督體制。如此多管齊下，類似黃慶玖的“帶薪種田”現象，才會有效杜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