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我國通訊運營商在收費偏高的情況下，其自身卻不能站在用戶利益的角度，推出類似于微信之類的創新業務呢？
近期，對微信收費似乎已成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繼中國移動董事長奚國華感言“微信比電信聯通更可怕”之後，3月25日，聯通發佈“手機上網流量詳單”，被外界解讀為是“劍指微信所佔信令資源與其所産生流量不匹配”。
與通訊運營商相比，主管部門對此的認識，顯然要客觀冷靜許多——在3月31日召開的第二屆“嶺南論壇”上，工信部部長苗圩表示，“監管部門總體上會站在用戶的角度，微信有收費可能，但不會大幅度收費”，他同時強調，“（運營商）絕不能佔有壟斷這個地位，卡死像騰訊這樣一個非常好的企業。”
苗圩部長的此番發言，既相對道出實情，又明顯暗含擔憂。這種實情在於，通訊運營商作為網路投資和運營方，在微信所佔信令資源與其所産生流量不匹配，亦即運營商資源被佔用與所得收益不對等之下，提出對微信收費的呼聲是相對合理的；苗圩部長的擔憂則在於，通訊運營商在遭受微信對其傳統業務（通話、短信等）衝擊下，利用其壟斷地位，以收費為由扼殺尚處成長期的微信。
事實上，如果站在微信本就給通訊運營商帶來一定流量、未來延伸服務將帶來更多流量的角度，微信本可不收費，起碼應確保少收費，因為流量本身就已給運營商帶來收益；如果站在微信作為我國技術創新運用典範的角度，即使對微信收取少量費用，亦應該將收費期相對延後，以使其穩定地度過成長期；而如果站在通信業公共服務屬性的角度，微信則更可以不收費，因為由此公眾可以享有更低成本、且更便捷高效的溝通平臺。
縱然通訊運營商對微信收費的呼聲，具有一定的所謂“市場合理性”，也應反思：為何我國通訊運營商在收費偏高的情況下（如仍在收取國際上普遍停收的長途話費、漫遊費等），其自身卻不能站在用戶利益的角度，推出類似于微信之類的創新業務呢？而只能在微信對其傳統業務形成擠壓的情況下，無奈且有違民意地要求對微信收費呢？
與我國傳統行動通訊業的壟斷封閉不同，微信推出僅短短兩年時間，就自發擁有高達4億的忠實用戶，這充分説明微信不僅是符合網際網路時代用戶體驗的技術方向，其低成本和高效便捷更是符合廣大用戶的切身利益。而微信近一年來在東南亞、甚至在美國的市場開拓，則更有望繼華為、海爾等企業國際化之後，創造出我國網際網路企業成功走出去的先河。
因此，無論是基於廣大用戶的切身利益、還是基於對技術創新的扶持，主管部門和通訊運營商均應淡化對微信的收費思維，而以優化扶持發展為要。
對微信進行少量收費可以有，但對微信形成收費依賴切不可以有。就當下而言，即使主管部門同意對微信少量收費，通訊運營商也應淡化對微信的收費思維。對微信進行少量收費，形式上可以相對彌補通訊運營商投入與收益不對等造成的損失，抑或可以通過少量收費為微信提供更優質的通道空間。但是，如果因此形成收費依賴，則微信作為符合廣大用戶利益的新生事物，有可能會遭到中途扼殺，通訊運營商更可能因此不思進取，從而陷入壟斷的溫床而不能自拔。（楊國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