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媒體報道湖北孝感一中高考班學生集體打吊瓶的事件。如今高考結果早已公佈，“吊瓶班”的50多名學生中，無一人達到一本線。該校副校長表示，其實這個結果不算差，因為“吊瓶班”學生基礎不太好，並表示今後不會再組織學生集體打吊瓶。（8月29日《楚天都市報》）
從微博上流傳“吊瓶班”照片，到“吊瓶班”的50多名學生中，無一人達到一本線，此間，輿論的神經大致經歷了從同情到對教育功利化的批評，再到夾帶“因果報應”式嘲笑的過程。有人説，這是公眾隨著資訊的變化在情緒上的自然流露，不足為奇。但實則不然。
不難理解，最初的同情輿情是緣于一種直面“教室成為醫療室”的悲憫，當備考成為與身體賽跑甚至是“拼命”，同情之心實屬必然；再到以此看到當下教育的功利化到如此地步，公眾的批評情緒同樣發乎於心；但是，在“吊瓶班無一人上一本”的消息面前，這種輕慢的嘲笑，無疑是對上述兩種情緒緣由的徹底顛覆，它只不過再次説明，對於功利化教育思維的批判，顯得多麼膚淺。
在教育普遍功利化的當下，“吊瓶班”只是這種現狀的極致演繹。人們批評這種現象，顯然不是因為這種方式低效，而是它從根本上違背了人的天性和教育規律。但“吊瓶班”無一人考上一本的消息傳來，評判的依據似乎已經異化為“結果論”，意即，如此“拼命”對於考上好大學並無幫助。言下之意，如果吊瓶班的高考結果是大多數人考上了一本，是不是就意味著這種方式是高效的，應該被接受甚至是推廣？
這種推理思維無疑是荒謬的，在這種評判標準下，我們甚至要為吊瓶班無一人考上一本叫好，因為它能招致大多數人的反感，並相信這種方式無效繼而拋棄它。但事實並非這樣，吊瓶班只是一個極端展示而已，在這之外，臨時進補，熬夜，批量化的知識灌輸，可能是大多數備考生的常態。明確這一點，我們任何人都無理由對於這樣一個結果抱以嘲笑和旁觀者的心態，因為，功利化的教育思維，工具化的知識灌輸仍在那裏。而這，恰恰是我們一切同情與批評的邏輯起點。
其實，在一個理性的批判視角中，我們更應關注吊瓶班故事中的另一個細節。與吊瓶班的無一人上一本相對，該校今年有近1300名學生參加高考，其中達到一本線者222人，接近20％。之所以相差如此懸殊，或並不在於吊瓶的無效，而是吊瓶班屬於平行班，他們已經在分班時經歷一輪篩選，分到吊瓶班的學生在基礎上就要相對差于其他快班的同學。當然，在師資的匹配上，平行班也只能處於劣勢。可見，作為平行班的吊瓶學生本身就是這種安排下的受害者。可以想像，如果他們能享受到更加均衡的教育資源，或許上一本的希望會更大。所以，輿論與其揪住吊瓶班的標簽不放，不妨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其背後的教育資源失衡的問題上。
當然，所謂的教育資源失衡分佈，也是功利化教育思維下的必然産物，是另一種“吊瓶”。簡而言之，在評判吊瓶班一事上，一條底線應該是，我們的所有批評都是指向功利化教育思維本身，而非它是否高效。如果不能明確這一點，對於功利化教育思維的祛除和教育改革就永遠不可能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