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然，電話、網路、電視等“問政”新形式豐富了民眾反映問題的渠道，但是把了解社情民意的希望一味寄託在技術的革新上，再多再新的“問政”形式也是虛設
6月26日,武漢市今年首場治庸問責“電視問政”直播現場,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楊澤發收到一份特殊禮物——一套塑膠膜包裹的消毒食具。
3個月前,楊澤發立下“軍令狀”,承諾限期整改小餐飲亂象。如今,到了“交卷”的時候,現場數十名市民代表齊刷刷地舉起了“哭臉牌”。
市民在鏡頭前“咄咄逼人”，官員在嘉賓席上“如坐針氈”。如此“麻辣”的場面，真實坦率，可圈可點。
去年底,武漢電視臺首次“電視問政”就曾轟動江城,收視率一度超過同期熱播劇。據稱，今年“電視問政”將增至兩場。這種新的監督形式配合的是“治庸風暴”,在一年多時間裏，武漢已問責幹部812人。
不僅在中部的武漢，在東部的杭州，也在為治理“機關病”煞費苦心。據報道，到今年7月1日，杭州市96666投訴電話開通已整整10年。10年間，根據電話反映的內容，共有1810名“庸懶散”機關工作人員被問責。
“機關病”一直備受詬病，發現病灶若不敢“刮骨療毒”，“治庸風暴”難免被指作秀，到頭來不僅“機關病”難以痊癒，公眾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也會受損。
誠然，電話、網路、電視等“問政”新形式豐富了民眾反映問題的渠道，但是把了解社情民意的希望一味寄託在技術的革新上，再多再新的“問政”形式也是虛設。
在武漢的“電視問政”現場，局長們也遇到類似的尷尬。面對主持人提出的“（頻頻被曝光的亂象）既然能夠馬上就辦，為何非要等到問政”的質疑，副市長坦陳，這説明我們的政府工作人員還沒有充分落實自己的職責。
另一個例子也足以引人深思。上周廣州各部門每月例行舉辦的“局長接訪日”上，大多數接訪部門如市交委、市審計局都門庭冷落。據當地媒體報道，“接待日”遇冷原因不是領導認為的“市民反映問題的渠道很多”，而是因為渠道溝通不暢、訴求不能及時解決的狀況並未明顯改進。
這兩件事點出了“機關病”的癥結。“電視問政”的推出，實際上是倒逼幹部作風建設的一種舉措。目前來看效果很好，但要將“治庸”向縱深推進，實現常態化，各級政府還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尤其是要通過切實樹立服務意識來帶動自身職能轉變。
在“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時代，要想使“問政”“問”出問題，“問”出成效，關鍵是要完善監督機制，使官員感到無時不在的監督壓力。時下，採用“電視問政”等形式問計於民，應該説是政府部門放下身段，與時俱進的表現。但“治庸”切莫陷入“技術崇拜”的誤區，讓“問政”變味、走調。（蘇顯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