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北京市落實“國八條”的樓市調控細則公佈（詳見今日本報A06-A07）。細則要求，在北京市沒有住房的非本市戶籍家庭在北京購房，須提供連續5年以上繳納社會保險及個人所得稅的證明。此外，在信貸政策等方面也進行了嚴格規定，對違規信貸機構要嚴肅處理。
從報道披露的資訊來看，北京調控細則比“國八條”更為嚴厲。一方面從政策條款來説，北京的調控細則多達“15條”，毫無疑問，規定越細約束力就越強。另一方面，從公眾普遍關注的限購規定來看，北京細則也比之前的規定更為嚴厲。
去年5月1日起實施的北京“限購令”，要求商業銀行根據風險狀況，暫停對購買第三套及以上住房，以及不能提供1年以上本市納稅證明或社會保險繳納證明的非本市居民發放貸款，而這次從1年以上變為5年以上。僅從這一點來看，説明北京有關方面調控決心越來越大。
事實上，北京有關方面早已意識到了房價上漲過快，屬於國務院所説的“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中的一員。因而，在去年“新國十條”的地方配套細則中，北京細則不但比“新國十條”嚴厲，相比其他城市也嚴厲，這是公認的，而且，北京率先在全國推行“限購令”，引領了限購之風。
反觀一些地方，要麼遲遲不出臺“新國十條”配套細則，要麼配套細則溫柔有餘而剛性不足。今年“國八條”出臺後，北京出臺配套細則也是走在了前列，這次北京雖然不是最早出臺細則，但多達“15條”的細則內容卻是迄今最週詳的。這再次説明北京願意充當樓市宏調的“排頭兵”。
在筆者看來，無論是北京調控細則比“新國十條”、“國八條”嚴厲，還是比其他地方細則嚴厲，或是細則出臺時間早，都值得其他地方效倣。因為房價在調控中持續逆風飛揚，監管者不能有絲毫鬆懈，既不能溫柔調控，也不能動作遲緩，否則，房價持續瘋漲在增加民生負擔的同時，也增加了政府調控壓力。
不管是“新國十條”，還是“國八條”，都是原則性規定，每個地方都要根據各自實際情況制定執行細則，把握調控尺度。筆者以為，面對房價難調的嚴峻形勢，地方政府有必要放下土地財政，調控細則要向最嚴標準看齊，要麼向“國八條”規定的上限看齊，要麼向某些地方細則（如北京細則）嚴厲的一面看齊。
當然，北京細則也不能説沒有遺憾。比如説，房産稅在不少人眼裏是樓市調控的“重武器”，但北京細則沒有提到。北京市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桓不久前表示,北京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徵收房産稅，説明北京房産稅徵收條件已經成熟。北京細則不提房産稅，或多或少會影響到調控效果。
再比如，“限購令”作為調控“重武器”，去年出臺之後發現不少問題，比如，假身份證、假離婚證可以規避限購，一次性補交社保可規避“限外條款”，等等。這些漏洞如何修補不是很明確，“京15條”只是要求住建、稅務等部門進一步完善資訊共用及購房人資格核查機制，但漏洞能否完全補好還是未知數。
又如，“國八條”提出各城市要合理確定本地區年度新建住房價格控制目標，並於一季度向社會公佈。但在“京15條”中不見公佈房價調控目標。儘管這個目標必然要在一季度公佈，但公佈時間越早越好。在很多人看來，房價調控目標理應出現在北京版“國八條”中，這樣才能讓調控政策變成“拳頭”。
筆者始終認為，宏觀調控要治本，從淺調控向深調控轉變，即行政調控的同時，要進行制度性調控和深層次改革。所謂制度性調控，就是修改稅收、貨幣、土地、住房保障等制度以適應新形勢，比如修改《城市房地産管理法》、《土地法》，早日出臺《住房保障法》。所謂深層次改革，主要是財政體制改革。期待在後續調控中多看到治本之策。（馮海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