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如何降低北京的犯罪率

    這首先源於主辦城市為了保障賽事順利進行會加強安保。比如4年前的雅典奧運會，雅典花費10億歐元建造的安全系統，的確令一些常在夏季氾濫的犯罪得到控制。警察會隨時出現在任何一個角落，監視器監控著大街小巷，甚至還有小飛船巡遊在雅典的上空。所以自當年7月起，雅典的犯罪明顯減少。

    北京就更不用説了，在世界主要首都城市中，北京本就是犯罪率最低的城市之一，加上北京為此次奧運安保投入了巨大的成本，把“平安奧運”放到了辦好奧運的首位。安保神經繃得很緊，甚至有外國選手抱怨説城市少了許多樂趣，所以犯罪率肯定會大降。

    我更想説的不是警察巡邏和攝像頭監控帶來的犯罪率降低，而是其他社會因素。

    韓國人談起當年的漢城奧運會，都會一段“偷壇”佳話津津樂道：漢城奧運會激發了漢城市民強烈的榮譽感，為國爭光人人有責，甚至連最邊緣、最底層的漢城小偷也在奧運前一起開了個會，説這段時間為了國家的榮譽，我們放假吧！結果，奧運期間漢城的犯罪率降到了歷史最低點。中國跟韓國一樣，也有著家國一體、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儒家家國情結，甚至比韓國更強烈。有一根文化紐帶把個人命運與國家興衰緊緊聯結在一起，國家辦奧運請外人來家做客，主人怎能不灑掃庭院盛情款待，怎能在外國人面前丟臉讓人恥笑？奧運興衰小偷有責，不知道北京的小偷們有沒有也開個會約定“放假迎奧運”。

    可以肯定的是，我能在身邊感覺到奧運減少了許多日常衝突，民族榮譽感和責任感起碼讓北京人火氣降了不少：咱北京都開奧運會了，互相讓著點吧。大街上隨處可見的“我參與、我奉獻、我快樂”，對有著濃厚家國情結的中國人很有引導效果。

    歐洲有句俗語，叫做“多修體育場，等於少修監獄”，説的是體育場是一座城市的減壓閥和公眾宣泄情緒的場所。在體育場運動，嚎叫、狂歡中釋放的力比多可以降低壓力；通過比賽或觀看比賽，安全地釋放人類的攻擊和暴力本能，為攻擊行為提供安全的出口，從而降低城市的犯罪率。比如2000年的雪梨，就從奧運中收穫到這種益處，奧運會開幕以來，雪梨出現了少有的狂歡景象，連罪犯也在休假享受奧運。公眾為國家隊的精彩表演和贏得獎牌而心情愉快，沒有人惹事生非。雪梨警方自豪地説本市犯罪率下降了20％，並幸福地“抱怨”：警察、律師和法官都已經到齊，唯一缺少的就是罪犯，雪梨的警察閒著沒事兒做。

    小偷也要蹲家裏看精彩的奧運開幕式，中國國家隊的金牌能消彌許多的攻擊本能，體育場的狂嚎和尖叫後哪還有精力去惹事生非，這就是體育盛會的治病效果。

    事情當然也有另一面。比如，體育社會專家就有研究表明，美國的兇殺率在電視播放高度公眾化的拳擊比賽後迅速上升，國家隊的失敗帶來的挫折感也會在觀眾身上積聚攻擊性。估計中國男足此次在奧運上的丟人潰敗，會增加一些人的暴力傾向。

    另一方面，氣候和心理專家的研究表明，高溫、高濕、陰雨以及一些異常天氣事件，都不利於人的心理健康，所以高溫環境下的犯罪率也相對較高。比如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前夕，美國警方曾委派專家作過細緻研究，發現亞特蘭大的日犯罪事件總數，是隨氣溫的升高而遞增的。其中最熱的6、7月份，犯罪率最高，偏偏奧運會在這一時段舉行，為了減輕人們的恐懼感，奧組委負責人一度謊稱亞特蘭大夏季氣溫不超30℃。前幾天的北京也正逢北京高溫、高濕、陰雨天氣，不過現在已經陽光燦爛氣溫下降了。(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