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剛才提到林海音，最近文學電影《他仍在島嶼寫作》在北京電影資料館放映，記錄了林海音、周夢蝶、余光中、鄭愁予、王文興、楊牧等6位文學大家的文學創作歷程，引發了人們對臺灣文學的進一步關注。您能否談談這幾位作家的情況？
朱雙一：周夢蝶在臺灣文壇是一位家喻戶曉的傳奇人物。他祖籍河南，小時上過私塾，後來又讀了幾年師範，28歲時隨軍來臺，家中遺下髮妻及二子一女。1956年從軍中退伍，孑然一身，生活飄泊不定，曾當過短期店員，打過各種雜工。1952年他開始發表詩作，緊接著參加了藍星詩社。1959年起在臺北武昌街騎樓廊柱下襬設書攤，專賣詩集、詩刊及冷僻的哲學、文學讀物。而樓上就是“明星咖啡屋”，允許顧客一坐就是一天，無形中成為當年臺北作家、文人的一個聚會場所，白先勇的《現代文學》，尉天驄、陳映真、黃春明等的《文學季刊》都在這裡開編輯會議。1962年周夢蝶開始禮佛習禪，每日默坐街頭，冷對熙來攘往的紅男綠女，儼然一入定的老僧。因他有詩集《孤獨國》便被戲稱為“孤獨國主”。樓上咖啡屋眾多作家進進出出，講得意氣風發，爭得面紅耳赤；樓下一位瘦得仙風道骨的老詩人守著一地書攤，成為臺北文壇一景。人生的坎坷，心境的悲苦，融入周夢蝶的詩中，使他的詩沉鬱凝重。其詩作創造了臺灣現代詩的一種獨特境界——充滿淒絕悲苦，閃爍著禪理哲思的詩境，其《還魂草》等詩整合為詩人試圖“以詩的悲哀，征服生命的悲哀”的心靈記錄。直到1980年因胃病開刀，切除四分之三的胃，老來多病，才結束20年的街頭書攤生活。
鄭愁予本是河北人，所以有本詩集就叫《燕人行》。人們常因他的被收入教科書的《錯誤》一詩，將他歸入婉約派詩人之列。其實鄭愁予詩風兼具婉約和豪放，其“豪放”的一面甚至可能遠遠超過“婉約”的一面。這種“豪放”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與“酒”結下了不解之緣。“酒”很早即進入了鄭愁予的“生命”當中，並與其人道情懷相連接，在他數十年來的創作和生活中，“酒”始終是頻繁出現的角色。他有句肺腑之言：“喝酒吧！喝酒的人活一生卻過兩輩子。”當然，鄭愁予並非逞口腹之欲的“酒鬼”，酒對於鄭愁予而言代表著一種真性情的表達。即使平日設防藏真的人，一經醇酒融合，也必然門關城府大開，胸壑中流水百花無不呈現。他有言：“酒有興近乎俠，俠生情近乎詩；詩呈美近乎酒”。對他來説，“酒”、“俠”、“詩”三位一體，又與“興”、“情”、“美”緊緊結合在一起。自古以來“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齊魯多行俠仗義男兒”，鄭愁予的“善飲”和“俠義”，或許本身就是他的根源於地域特性的“真性情”。而臺灣也有它的酒文化，最典型的話語是“好漢剖腹來相見／飲哪！杯底不可飼金魚！”在詩人心目中，酒是自然的造化，酒能使人的真性情得到呈露，而臺灣人那種“好漢剖腹來相見”、“杯底不通（可）飼金魚”的豪爽，被鄭愁予賦予“最美的情操”的讚譽。
鄭愁予“豪放”的另一表現，是與“海洋”的密切關聯。從年輕時起，鄭愁予就對海洋有一種特別的情感。他的故鄉靠著渤海灣，此後一生中大半時間住在海邊。大學念統計，大多同學以臺北的銀行為擇業首選，他卻自願來到基隆，“唯一的目的是要去海港”，並主動要求和碼頭工人一塊幹活，有時候又帶著本子對著海寫詩。這一經歷提供日後創作大量航海詩的素材。他在臺灣的第一首詩即《水手刀》。海洋讓人想起漂泊，漂泊引發鄉愁，鄭愁予卻認為海洋提供了人們走向世界的契機和通道。他宣稱：“我的一生不存在故鄉”，如果硬要幫他定義“故鄉”，無盡包容的“海洋”以及一縷人道關懷的“詩魂”，是最有可能的寄託。
近年來，他尋根發現自己原來是鄭成功的第15代孫，並選擇到金門定居，回到鄭氏先祖曾經叱吒風雲的海域。鄭芝龍曾為海盜，名聲自然並不很好，但在鄭愁予眼中，卻是熱情浪漫性格的化身，因此鄭愁予有為鄭氏先祖平反之意。當然，鄭愁予之所以要主動歸宗併為鄭氏先祖“平反”，格外傾心的還是鄭成功所代表的海洋精神。
“酒”所代表的豪爽、俠義、友情，“海洋”所代表的自由、開放精神，以及由戰亂經歷與和平追求所鑄就的人道主義情懷，可説是鄭愁予創作乃至其生命的三大支柱，而這三者卻在金門這一地方奇跡般地匯合在一起。鄭愁予選擇金門作為他的落籍定居地，也許並非偶然，而是向其生命原鄉的一次回歸。
[責任編輯：段雯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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