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文學的作用、意義既然不小，那您認為當前兩岸文學文化交流有哪些方面需要進一步加強？
朱雙一：胡錦濤先生曾説過：“中華文化在臺灣根深葉茂，臺灣文化豐富了中華文化內涵。”前半句人們談得已多；反過來説的後半句則是一個新的提法，意義十分重大，特別將對自豪于本鄉本土文化的臺灣同胞産生良好的影響和巨大感召力，值得我們特別關注和彰揚。
人們常用“多元一體”來概括中華文化的形態特徵，這是頗為貼切的。一方面，中華文化由數十個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融匯而成；另一方面，中國地域遼闊，各地氣候風土各不相同。這樣，中華文化的“一體”，體現在它具有共同的、相對穩定的文化核心，儒家文化的價值觀念；而它的“多元”，卻能使中華文化顯得格外的豐富多彩。臺灣的文化與中國其他地方的文化確實有很多不同之處，這並不奇怪，因為中華文化本身就是多元的，如陜西文化與廣東文化、東北文化與四川文化都有很多不同，但它們都具有共同的核心價值觀念，所以還是一個整體。而種種不同，正構成了中華文化的豐富性。當然，臺灣由於其特殊的歷史際遇和不同的社會制度，所以其與眾不同的特色就會更多一些，它對中華文化整體也就能有更多的豐富。
以前我們比較強調“一體”，而忽略了“多元”，其實“多元”也很重要。可以説，如果只有“正宗”而沒有“旁支”，只有“肢幹”而沒有“血肉”，只有經典、概念而沒有具體細節，只有“大傳統”而沒有“小傳統”，中華文化必將枯萎，失去其蓬勃生機和永生不息的生命力。
記者：臺灣文學、文化能豐富中華文學、文化的內涵，必然有其特點。請問臺灣文學、文化有何獨特之處呢？
朱雙一：我覺得臺灣文化的最顯著特點，在於它具有民間性、草根性、邊緣性、海洋性等特徵，而這是臺灣特殊的地理環境和位置，特別是它特殊的歷史際遇所由産生的。比如地理位置上它處於中國的“邊緣”，就像人的皮膚一樣，既能最先感應到外來的刺激，接收來自異域的最新資訊和最新事物，同時也在來自外部的侵襲中首當其衝。這在近代以來的歷史進程中表現得最為明顯。臺灣既是中國最早接受歐風美雨的吹拂而走向近代化的區域之一，因此為古老中國添加新的思維、新的衝動、新的變數，發揮了“邊緣”對於“中心”的影響、補充乃至變革的作用；然而它同時也是異族垂涎、外來入侵的重災區。當然，有壓迫就有反抗，壓迫越重，反抗愈烈。鴉片戰爭以來的臺灣，也成為中國反抗帝國主義侵略，涌現最多可歌可泣故事的地區之一。總之，由於歷史際遇與社會制度的不同所引發的特殊經驗，不管它是正面的或是負面的，都可匯入中華民族的經驗寶庫中，對於今後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或警戒。由此也可知道，所謂草根性、邊緣性，絕非低下、粗俗的同義詞，反倒是其較強生命力的來源。1949年前後來到臺灣的外省人士，卻很容易因不習慣於臺灣文化的民間性、草根性表現而産生輕視、蔑視乃至鄙夷的心態，這是需要努力加以克服的。
當代臺灣文化又有一特殊現象，即1949年前後，來自大陸各省區的數百萬人涌進臺灣，他們同時將全國各地的地域文化因素帶進了臺灣，於是在臺北街頭可看到山東的饅頭，北方的水餃，江南的各種精巧米食和小吃，麻辣俱全的四川菜，等等。這樣，臺灣就成為匯集全國各區域文化最豐富最完全的地區，為中國其他任何一個省區所無法相比。文學也不例外。當不同省籍的人們拿起筆桿，抒寫他們家鄉和過往的經驗，總是充滿了原鄉的文化氣息。儘管寫的並非臺灣之事，卻能為廣大臺灣讀者所接受，有的成為暢銷書，有的拍成電影流行一時，除了共同的中文語言外，更主要的是外省作家與臺灣讀者秉有共同的文化核心價值，所描寫的思想感情、行為方式，與臺灣同胞那麼相似，為他們所熟悉，完全能夠被認同和接受。來自全國不同省市的作家就將全國各地的鄉土文化因素帶進了臺灣，如林海音之於北京文化，朱西寧之於齊魯文化，司馬中原之於兩淮文化，羅蘭之於燕趙文化，於梨華、琦君之於江浙吳越文化，席慕蓉之於蒙古文化，謝冰瑩之於湖湘文化，田原、梅濟民之於東北文化，蘇雪林之於徽州文化，白先勇之於桂林、上海、南京文化，等等。這樣，臺灣文學就成為包含最豐富最多元地域文化色彩的文學板塊。這種情況為全國其他省區無法相比，在整個中華文化、文學中也是獨一無二的，是臺灣文學最值得驕傲的寶貴資産之一。
[責任編輯：段雯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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