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大學教授：重視文學在民眾“認同”中的重要作用

　　記者：兩岸文學交流如此熱絡，您覺得臺灣文學以及相關研究、交流有什麼價值和意義呢？

　　朱雙一：文學具有反映（社會現實）功能、教育功能、熏陶功能、娛樂功能等，但有個重要功能往往被人們所忽略了，這就是它在民眾“認同”中的重要作用。

　　在臺灣的現實政治中，“認同”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因“認同”直接決定了將投票給誰。“認同”當然與現實利益有關，但“利益”絕非惟一的誘因，“文化”也許是決定“認同”取向（亦即選票流向）的更重要的因素。這裡可以舉個具體的例子：陳水扁當政時，由於種種原因，不少臺灣南部農民陷入生活困境中，大陸方面釋放善意給予不少優惠政策，但到了選舉時，不少南部農民仍表示：“肚子扁扁也要選阿扁”。這一現象其實要從文化上才能找出其根本原因。一則臺灣南部農民號稱忠厚老實講義氣，他們既然曾經“挺”過陳水扁，就要一挺到底，不願變來變去；更主要的，則是他們的歷史記憶、現實遭遇等種種原因所形成的“認同”所致。而所謂“歷史”（比如二二八事件），未必是他們所親歷，更可能是他們所聽説的“故事”而已。

　　近年來出現的“敘事認同理論”認為：人們通過敘事活動——即講故事——理解個人生命的性質與意義，建立起自我認同乃至更廣大的民族、國家認同。回想我們自己的經歷，我們認定自己是中國人，建立互助友愛、勤奮上進的價值觀念，崇敬屈原、岳飛、文天祥、鄭成功等的愛國主義精神，乃至認同忠孝仁愛、禮義廉恥的傳統道德觀，諸如此類，難道不都是從小聽父母説的，上學時教科書上講的，或是從歷史、文學、戲劇作品中看來的？包括孔融讓梨、司馬光砸缸、雷鋒的故事，都對我們價值觀念的形成有所影響。試想如果臺灣的小朋友從小就被教以“我是臺灣人，不是中國人”的觀念，以後此類觀念沁入心骨，融入血液，成為一種集體潛意識，那危害極大且深遠。

　　如果我們回顧一下“臺獨”勢力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就可以發覺其實與“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當“臺獨”勢力初萌而在現實政治中毫無立足之地時，首先寄身於文學文化領域，表現為一種意識形態，然後伺機向現實政治領域擴張，這就是早期的“臺獨”分子（如廖文毅、彭明敏、王育德等）往往是文學作者、文化人的原因。原本在政權機構中資源極少、在經濟上實力也很有限的民進黨之所以能擊敗國民黨奪得政權，除了國民黨自身的一些原因，民進黨對於意識形態的操弄無疑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試想如果沒有搬弄“臺灣主體性”、“臺灣人出頭天”、“愛臺灣”、“臺灣之子”等概念和命題，沒有宣揚“三四百年來臺灣屢遭外來政權統治”的“臺獨史觀”以及所謂大多臺灣人屬於南島語族而非漢族之類的“臺灣民族主義”論調，沒有鼓動“日本統治帶給臺灣現代化”等親日仇華論調和思潮，沒有歪曲“二?二八事件”等的歷史真相以挑撥省籍、族群矛盾，由此獲得了相當多臺灣民眾的同情、認可和支援且最終轉化成選票，陳水扁的上臺是不可能的。民進黨實現了由意識形態向現實政治領域的轉進後，並沒有放棄或減少對文化、意識形態的關注和重視。在其執政的8年中，“法理臺獨”的推行屢屢受挫，於是種種“去中國化”的“文化臺獨”的伎倆和鬧劇，幾乎成為陳水扁當局的看得到的主要“政績”，文化、意識形態領域也成為“臺獨”推行最有實效、其危害最為深遠，以致讓有識者（如左翼統派作家陳映真）最感憂心的所在。

　　當然，現在形勢有了很大改觀，和平發展成為兩岸關係的主流，但並不等於認同問題已經解決，也不排除某些政黨在未來某個時刻出於政治利益而再次祭起“文化臺獨”等意識形態操弄的大旗。對此我們不應掉以輕心。我們要充分認識“文化”在臺灣民眾認同取向上的舉足輕重的作用和意義，給予“文化”問題以足夠的重視，展開對相關議題和情況的全方位的細緻研究，掌握擺事實講道理的能力，對於披著“學理”偽裝、打著“學術”旗號出現的一些“臺獨”論述，立足於從學理上加以分析和批駁，以求能進一步獲得臺灣民眾的信服和認同。

　　簡單説，歷史和文學的“敘事”對於人們的認同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這種敘事可以塑造或轉換一個人乃至一群人的“國族認同”。而“認同”實際上決定了選票的投向乃至兩岸關係的走向。兩岸要實現真正的統一，沒有解決“認同”問題是不可思議的。也就是説，我們要了解臺灣民情民意、民眾心態，要解釋一些似乎難以理解的政治現象，恐怕非從“文化”入手不可；要與臺灣一般民眾交朋友，爭取他們的認同，一定不能忽略了“文化”方面的工作。臺灣文學以及兩岸文學交流的現實政治意義莫此為甚。

[責任編輯：段雯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