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也是社會的最基本經濟單位。家族是指血緣關係明確，存在經濟聯繫並通常同一居地的父系組織。晉商之家族不同於一般官紳家族，它是具有商業烙印特徵的中國傳統文化家族。
重視家規與家風
在晉商大族中，有些家族興盛時間較長，子弟有前途者多，而有些家族則衰敗得快，其中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前者重視家規家風，後者家規弛、家風差、敗家子弟也多。並沒有躺在祖宗基業上成為紈绔子弟，而是靠著自身的奮勉，各自開闢自己的事業與前途。且恪守祖訓，無一人涉足政界，大多在金融界、教育界、科技界工作。從居住地看，他們大多住在北京、上海及昆明等地，少數在遼寧、海口等地。
學而優則商
晉商家族有重學的一面，但他們具有以學保商，“學而優則商”的特點。晉商家族雖然重商，但也不是不重學，他們是商學結合，學中有商，商中有學，因而商人中不乏有學問之士。就連舉人出身、任教20餘年，自命不凡的劉大鵬也承認：“余于近日（在）晉接（觸）週旋了幾個商人，勝余十倍，如所謂魚鹽中有大隱，貨殖內有高賢，信非虛也。自今以後，愈不敢輕視天下人矣”（《退想齋日記》）。
為家族買官留爵提高社會地位據山西巡撫哈芬、恒春、王慶雲等奏折不完全統計，日升昌、元豐玖、志成信、協同慶、協和信、蔚泰厚等票號的財東和主要經理人員，都捐納銀兩，買有各級職銜。據清檔記載，太谷志成信票號財東，議敘員外郎、監生，著實賞給舉人，仍留員外郎銜，並賞戴花翎；另一人議敘守備職銜，著注守備銜，作為貢生，以道員分發陜西分缺先補用，並賞戴花翎。太谷錦生潤票號財東曹培滋，著以郎中不論單雙月選用，並賞戴花翎。平遙日升昌票號財東李箴視，不僅自捐官銜，還給已死去的父親、祖父、曾祖父捐銜，其兄弟七人及下一輩男子十二每人平均捐有文武頭銜，李家的婦女均受封為宜人、夫人。平遙蔚字號首任經理毛鴻（歲羽）、從其父親到玄孫五代三十一名男子均捐官“將軍”、“大夫”，花翎頂戴，女子亦都為“夫人”、“恭人”。三晉源、百川通、長盛川票號財東祁縣渠家：渠同海受武德騎尉守備銜、守禦所“千總”；其子渠應璜，受朝議大夫、鹽運使運同、直隸州州同；其孫渠長嬴，受朝議大夫、鹽運使運同，妻孟、羅、馬氏俱奉“恭人”。大德通、大德恒票號祁縣喬家：喬景僖受花翎員外郎，喬景侃受花翎四品附貢生，喬景信受花翎二品銜補用道員，喬景監受花翎員外郎，兄弟十每人平均受花翎頂戴。天成事票號經理張河錦捐銀450兩，準為監生共賞給守禦所千總銜。
婚姻多不幸
清人紀昀説：“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歲輒從人學貿易，俟蓄積有資始歸納婦，率二三年一歸省，其常例也”（《閱微草堂筆記》）。走口外，赴蒙經商是晉商的重要活動地。清政府規定，旅蒙商在蒙古地方貿易一律不準攜帶家眷，不得與蒙古婦女結婚同居。各晉商商號也規定：從業人員包括經理夥計，都不得在商號所在地攜帶妻子家眷和結婚納妾。商號還規定，探親分為十年、六年或三年一次，每次三到四個月。因此，從十一二歲入號，到六十歲退休，一生中只有十多次回家探親。由於商人重利輕別離，以致在山西有“旅蒙商的兒女少，妻子守活寡的多”的説法。清代後期，清政府對旅蒙商限制較鬆弛，有些旅蒙商從業人員在經營商號所在地納妾、同居與嫖娼者日漸增多。光緒年間歸化城大盛魁商號有一掌櫃，年已60多歲，卻娶了一個16歲姑娘為妾。在他結婚時，有一對聯戲道：“二八佳人七九郎，梨花壓在牡丹上”。在張家口、歸化城、庫倫、多倫諾爾等城鎮，旅蒙晉商上至掌櫃，下至夥計，嫖娼、包妓與蒙古婦女同居者已屢見不鮮。
看來，晉商為了謀利常年外出，給婚姻帶來不少問題。特別是經商致富後，婚姻由於財富的關係，家庭生活也不一定美滿。
民宅建築獨具特色
山西商人的民宅建築，比較集中地體現了中國北方民居建築的獨特風格。如襄汾縣的丁村民居、祁縣的喬家堡和渠家大院、靈石的王家大院、太谷的三多堂、榆次的常家大院等是其中的傑出代表，詳細情況請參閱太原道晉商文化之晉商大院。
晉商家族由於歷史與社會種種原因，其家族呈現出不同的風姿。從興盛時間來看，儘管明清晉商稱雄商界五個多世紀，但從家族個例來看，興盛時間一般不超過二三百年。從地區來看，大商人家族明代多在山西南部，清代在山西中部。有關晉商家族個例的詳細情況，請參閱太原道晉商文化之晉商名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