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完善我國人才制度的重要方向
人才自信，是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人才工作會議通篇講話的精氣神。這種精氣神尤其體現在“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這一深入實施新時代人才強國戰略的目標定位上；尤其體現在新時代人才強國建設聚焦的重點人才主體上，即聚焦于戰略科學家、科技領軍人才和創新團隊、青年科技人才以及卓越工程師；尤其體現在更加重視人才自主培養，即依靠中國高等教育體系“完全能夠培養出大師”。當前，在一些關鍵核心技術領域我國還面臨不少“卡脖子”的困境，不難得出一個基本推論：我國關鍵核心技術領域的高水準人才隊伍優勢尚不顯著，還亟需培養、引進、使用大量戰略科技人才、一流科技領軍人才和創新團隊。那麼，如何理解中國人才自信的長久依據與暫時短板？
中國人才自信的長久依據
一是，中國具有人才自信的強大投入優勢。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科技創新是大投入換來高收益的領域，實現從0到1的原始創新，更是如此。根據《中國科技發展70年》提供的數據，我國財政科技撥款持續增加。1953年為0.6億元，1978年為52.9億元，2012年為5600.1億元，2019年為10687.4億元，2020年為10095.0億元。2020年的國家財政科技撥款是1953年的16825倍，是1978年的191倍，是2012年1.8倍。
中國研發經費以及研發經費投入強度（研發經費佔GDP的比重）保持增加態勢。1987年，中國研發經費74億元，研發投入強度為0.61%；2012年，則分別上升至10298.4億元、1.91%；2019年，則分別上升至22143.6億元、2.19%。2020年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2.4萬億，位居世界第二，研發投入強度到達2.4%，接近歐盟15國的平均水準。根據中央人才工作會議部署，“到2025年，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大幅增長”。
同時，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2020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企業研發經費為18673.8億元，比上年增長10.4%，佔全國研發經費的比重達76.6%。中國企業500強研發投入保持持續增加態勢，據全國工商聯發佈的“2021民營企業研發投入500家”榜單顯示，2020年這500家企業研發費用總額7429億元，佔全國企業研發投入的64%左右。研發投入強度也相應提高至1.77%，創下歷史新高。其中，研發投入最高的企業（華為）2020年研發費用1419億元。
二是，中國擁有人才自信的豐富人才資源優勢。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對人才工作的領導全面加強，人才隊伍快速壯大，人才效能持續增強，人才比較優勢穩步增強，我國已經擁有一支規模宏大、素質優良、結構不斷優化、作用日益突出的人才隊伍。據新華社《瞭望》期刊發佈數據顯示，我國專業技術人才從2010年的5550.4萬人增加到2019年的7839.8萬人，中國成為全球規模最宏大、門類最齊全的人才資源大國。據《中國科技人才發展報告（2020）》顯示，“十三五”期間，中國研發人員全時當量快速增長，年均增速超過7%，已從2016年的387.8萬人年，增長到2020年的509.2萬人年，連續多年居世界第一。
我國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高等教育體系，完全能夠源源不斷培養造就大批優秀人才，完全能夠培養出大師。 2020年，全國共有普通高校2738所。其中，本科院校1270所（含本科層次職業學校21所），211、985工程大學共計151所。2020年全國各類高等教育在學總規模4183萬人，比上年增加181萬人。在學研究生313.96萬人，比上年增加27.59萬人，增長9.63%。其中，博士研究生46.65萬人，在學碩士研究生267.30萬人。
我國還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出國留學人員隊伍，是孕育傑出人才重要策源地。1978至2019年度，我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累計達656.06萬人，其中165.62萬人正在國外進行相關階段的學習或研究；490.44萬人已完成學業，423.17萬人在完成學業後選擇回國發展，佔已完成學業群體的86.28%。
上述龐大的人才隊伍基礎為培養、涌現頂尖科學家提供了必要條件。截至2019年，兩院院士共計1838人。中國科學院院士1991年為509人，2019年達830人；工程院院士，1995年為327人，2019年達908人。截至2019年，中國“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共有31名，其中，包括“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著名電腦應用專家王選院士、中國首位諾貝爾醫學獎獲得者、藥學家屠呦呦在內的12名屬於我國完全自主培養的一流科技領軍人才，其餘19位同時具有中外教育背景。
世界智慧財産權組織發佈的《2020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中，中國排名第14位，比2015年提升15位，成為唯一躋身全球創新型國家的發展中國家。我國國內專利授權量由1985年的111件到2020年的3639001件，國內發明專利授權量由1985年的38件到2020年的441000件。2020年，我國授權發明專利53.0萬件，同比增長17.1%。而且，國內發明專利結構不斷優化、品質進一步提升。2020年我國有效發明專利産業化率為34.7%，其中，企業為44.9%，科研單位為11.3%，高校為3.8%。2020年，國家專利申請量以6.9萬件穩居世界第一。
正因為我國高水準科技人才的基礎不斷夯實，近年來我國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取得重要進展；戰略高技術領域取得新跨越；高端産業取得新突破；科技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民生科技領域取得顯著成效；國防科技創新取得重大成就。中國科技創新總體處於從量的積累向質的飛躍，從總體追趕向部分引領過渡。
三是，中國擁有人才自信的廣闊平臺優勢。
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人才的發展需要良好的平臺，好的平臺才能吸引更多人才。正如因為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實驗平臺，清華大學的薛其坤院士在國際上首次發現量子反常霍爾效應。當然，中國吸引集聚人才的平臺不限于實驗平臺。當前，我們已經形成由國家實驗室、國家科研機構、高水準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構成的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屬於傳統人才平臺；未來，根據中央人才工作會議部署，高水準人才高地的戰略佈局將形成創新生態更加成熟嶄新人才平臺：“綜合考慮，可以在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高水準人才高地，一些高層次人才集中的中心城市也要著力建設吸引和集聚人才的平臺，開展人才發展體制機制綜合改革試點，集中國家優質資源重點支援建設一批國家實驗室和新型研發機構，發起國際大科學計劃，為人才提供國際一流的創新平臺，加快形成戰略支點和雁陣格局。”
四是，中國擁有人才自信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優勢。
中國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擁有多方面的顯著優勢。如，堅持全國一盤棋，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的顯著優勢；堅持德才兼備、選賢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養造就更多更優秀人才制度的顯著優勢等。“兩彈一星”、北斗導航系統、大型盾構機、海底隧道、特高壓輸電等重大科技創新突破，得益於中國的舉國體制。與大團隊、系統整合的空天技術相比，以資訊技術和生物技術為代表的新興研發活動則呈現分散分佈式特徵，如華為的5G技術、華大基因的生物技術、深圳的科技創新生態的生成等，得益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科技多元投入撬動與匯聚。要解決“卡脖子”問題，須充分發揮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既要發揮好政府在重大科技攻關中的組織作用，又充分發揮市場在經濟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
中國人才自信的暫時短板
雖然近些年我國的人才隊伍快速壯大，人才效能持續增強，人才比較優勢穩步增強，但客觀來看，與世界主要創新型國家相比，我們在很多方面依然存在差距：中國原始創新能力不強；關鍵核心技術存在短板；高層次創新人才匱乏；科技成果向市場轉化的通道不暢；激勵創新的體制機制不健全，尚未創造出吸引全球頂尖科學家的創新生態。導致上述問題的制度根源是，中國現階段尚未建成適應高品質發展的人才制度體系。這是中國目前人才自信的暫時短板。根據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會議部署，到2030年，才能基本形成適應高品質發展的人才制度體系。
“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最大優勢，制度競爭是國家間最根本的競爭。”創新驅動歸根結蒂依賴於創新人才驅動，而創新人才驅動依賴於人才制度體系的創新完善。可以説，服務於追趕型創新是我國一段時間以來人才制度體系最鮮明的特徵之一。而這一制度體系最鮮明特徵是，以權力——貨幣資本為本，而不是以人才為本配置創新資源。這種人才制度體系與改革開放以來、十八大之前要素驅動、規模驅動發展為主的中國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息相連。在這種傳統經濟增長方式之下，中央政府調動大量要素投入經濟建設中去，企業對確定型技術的跟蹤學習模倣，地方政府間通過土地優惠、貸款、借貸等方式開展要素投資競爭。2012年中國GDP增長速度跌破8%，是中國傳統經濟增長方式功效衰退標誌性事件，也是從那時起，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從依靠要素驅動、投資驅動開始轉向依靠創新驅動。正如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我國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
服務於追趕型創新之人才制度體系，在歷史中形成，必將在歷史中消退，隨意對其一概否定沒有任何實際意義。有論者認為，中國科技創新仍然屬於追趕模式，許多創新活動以跟蹤模倣為主。總體來看，中國創新水準正從跟蹤為主轉向跟跑、並跑、領跑並存，創新方式從引進消化吸收和整合創新為主轉向原始創新。適應高品質發展的人才制度體系，必然是服務於原始創新的人才制度體系，必然是以人才為本的人才制度體系。簡言之，發展以服務於原始創新為主要目的的人才制度體系，揚棄以服務於追趕型創新為主要目的的人才制度體系，是高品質發展的內在要求。
以服務於原始創新為主要目的的人才制度體系，必然要求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政府穩定支援基礎研究，營造自由探索、寬容失敗的制度環境。必然要求面向經濟主戰場：政府引導，解決共性技術難題，完善智慧財産權保護制度；科技管理部門 抓戰略、抓改革、抓規劃、抓服務；企業主體，進行競爭性技術開發和産品開發；市場機制，優勝劣汰；地方政府從要素投入的競爭轉型到創新要素集聚的競爭。必然要求面向國家重大需求：國防軍工，上天入地下海，掌控戰略制高點，打造“殺手锏”；同時解決“卡脖子”問題，實現高水準科技自立自強。必然要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前端要加大生命科學基礎研究支援力度，後端要優化藥品監管制度和醫保制度。能研製，能生産，能上市；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
以進一步創新人才制度繼續夯實我國人才自信的底氣
我國人才體制機制改革不是今天才有的。2003年12月，第一次全國人才工作會議明確提出了實施“人才強國戰略”；2010年5月，第二次全國人才工作會議就全面落實《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作出全面部署。2021年的中央人才工作會議，則站在全面開啟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重要節點，以服務於原始創新為主要目的，對我國深入實施新時代人才強國戰略，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作出了部署。
一是，繼續提升國家人才制度體系的吸納力。
國家人才制度體系的吸納力，是指以人才為本，遵循原始創新內在規律，提高國家對人才包容性程度、對人才權利保護力度、對人才事業吸引力強度。國家人才制度體系吸引力越強，激發人才創新活力的能力就越強。事實上，實現從0到1原始創新的人才，是在“無人區”中探索對未知事物的“開拓者”，是為促進人類進步提出顛覆性理論方法的“突破者”，他們不應是所有創新失敗責任的“背鍋俠”，不應是被任何人利用的“工具人”，不應是被各種制度束縛的“鐐銬人”。為此，要積極為人才鬆綁，完善人才管理制度，做到人才為本、信任人才、尊重人才、善待人才、包容人才。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建立以信任為基礎的人才使用機制，允許失敗、寬容失敗，鼓勵科技領軍人才挂帥出征。”“要賦予科學家更大技術路線決定權、更大經費支配權、更大資源調度權，同時要建立健全責任制和軍令狀制度，確保科研項目取得成效。”
二是，繼續提升國家人才制度體系的整合力。
國家人才制度體系的整合力，主要包括國家科學設定人才強國戰略目標定位、戰略重點、戰略實現路徑的能力。“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是新時代深入實施人才強國戰略的目標定位。戰略科學家、科技領軍人才和創新團隊、青年科技人才以及卓越工程師，是新時代人才強國建設聚焦的重點人才群體，這一群體應是國家通過政策制度進行創新資源配置的戰略重點。要打贏突破我國科技發展領域“卡脖子”難題的攻堅戰，戰略科學家是“帥才”，一流科技領軍人才和創新團隊是“將才”，青年科技人才是“精銳部隊”，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是“主力部隊”。
因此，要大力培養使用戰略科學家，堅持實踐標準，在國家重大科技任務擔綱領銜者中發現具有深厚科學素養、長期奮戰在科研第一線，具備開闊視野、前瞻性判斷力、跨學科理解力、大兵團作戰組織領導力的科學家。要打造大批一流科技領軍人才和創新團隊，發揮國家實驗室、國家科研機構、高水準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的國家隊作用，圍繞國家重點領域、重點産業，組織産學研協同攻關。要優化領軍人才發現機制和項目團隊遴選機制，對領軍人才實行人才梯隊配套、科研條件配套、管理機制配套的特殊政策。事實證明，頂尖創新人才的創新活動具有峰值年輕化、積累持續化的規律。435名諾獎獲得者中自然科學獎獲得者年齡段集中在26歲—45歲，且集中在獲得博士學位後12年的時間段以內。因此，我們培養造就規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隊伍，把培育國家戰略人才力量的政策重心放在青年科技人才上，支援青年人才挑大梁、當主角，高校特別是“雙一流”大學要發揮好人才自主培養的主力軍作用。建設製造業強國，離不開大批卓越工程師，因此我們要努力建設一支愛黨報國、敬業奉獻、具有突出技術創新能力、善於解決複雜工程問題的工程師隊伍。
三是，繼續提升人才制度體系執行力。
人才制度體系執行力，主要是指確保執行主體充分運用制度資源、物質資源等實現人才制度目的和目標的能力。最關鍵是實現國家、用人主體、人才三者之間的激勵相容。因此，在制度實施過程中，要根據需要和實際向用人主體充分授權，發揮用人主體在人才培養、引進、使用中的積極作用。也要深化科研經費管理改革，優化整合人才計劃，讓人才靜心做學問、搞研究，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同時，也要進一步完善人才評價體系，加快建立以創新價值、能力、貢獻為導向的人才評價體系，形成並實施有利於科技人才潛心研究和創新的評價體系。要為各類人才搭建幹事創業的平臺，構建充分體現知識、技術等創新要素價值的收益分配機制，讓事業激勵人才，讓人才成就事業。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