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再生産”理論及其社會意義

　　當前，國內外學界主要側重在經濟學領域研究馬克思的“再生産”理論。事實上，馬克思的“再生産”理論具有豐富的社會意義，集中表現在人的再生産、自然界的再生産和社會關係的再生産這三個方面。探討這一理論對我們當前正確認識和建構人與社會關係及人與自然的生態關係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質疑與回應

　　雖然從經濟學語境來理解和把握馬克思的“生産”和“再生産”理論無可非議，但是若只局限在這種語境中，必然會狹隘化地理解乃至曲解馬克思理論的豐富性和深刻性。當代西方學者如海德格爾、阿倫特、鮑德里亞等就是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和批判馬克思的生産和再生産理論。例如，海德格爾認為，當馬克思談到“改變世界”時，是指在生産關係中通過實踐來改變，但是實踐“這種理論將生産的概念塑造為對人的（通過他自身的）生産”，而“人的自身生産帶來了自身毀滅的危險”。因為這種生産是以技術“支架”為基礎，其所産生的人就是“隸屬於生産的消費的人。這就是我們先時代的人”。阿倫特認為，儘管馬克思把“勞動”提到了很高的地位，但“他所謂的勞動，和傳統一致，是指生産維持生命體必需的物質的手段”。而鮑德里亞則把馬克思的“勞動”限定在經濟財富的“生産價值的理性活動”上，生産和再生産都被局限在政治經濟學的“生産之境”中，並因此而試圖打破馬克思的所謂“生産之境”。面對當代西方學者的眾多質疑，闡述馬克思理論的豐富性，需要我們拓寬視野，從社會哲學的理論視角去發掘其中的深刻內涵。

　　那麼，馬克思的生産與再生産理論是否只能在經濟學的語境中展開呢？顯然不是。恩格斯曾明確指出：“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的生活的生産和再生産，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裡加以歪曲，説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麼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可見，在恩格斯看來，馬克思強調“生産和再生産”理論並非用以説明“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

　　換言之，不應該僅僅從經濟學的意義上去理解這一理論，而應該在超經濟因素的“現實的生活的”社會領域中去理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