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中國青年報講述了一位普通老人的故事。他叫劉振邦，鄉親們都管他叫老邦。
71歲的老邦，在安徽阜南縣趙集鎮和王店孜鄉交界處的河沿上義務擺渡49年，從未向過河者收過一分錢。20多天前，老邦去世了，十里八村的400多名村民趕來為他送行。
渡船是老邦砍了樹，請木匠打造的。如今，老邦走了，渡船載不動老人的故事。鄉親們抹著淚説：孕婦難産找到府，他二話不説爬起來，就在漫天大雪裏撐起了船；酒醉的小夥子落水了，他跳水撈上來，背著人家走了好幾裏地，直到送到家；學生娃晚上放學過了河不敢走亂墳崗，他打著手電，送他們回家。
誰也沒把老邦與雷鋒相提並論，可當我們被這樣一位鄉野老人，被央視“感動中國”欄目中許許多多像老邦一樣的“好人”打動時，我們會真切地感到，雷鋒其實離我們並不遙遠。
當我們不再像過去那樣，用“雷鋒”這個道德符號，作為衡量一個人的是非標準，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需要雷鋒，或者，雷鋒已然缺失。
儘管，在大多數80後、90後眼裏，那個曾經活生生的雷鋒已經相當模糊而陌生了。提起雷鋒，在他們腦海中，可能只是品德教育課上偶爾被提及的一個名字，畫冊上永遠年輕的燦爛笑容。很少有人去想雷鋒和現實生活的關聯，也很難理解這樣一個影響過幾代人的榜樣，究竟意味著什麼？到底代表著怎樣的一種精神傳承？
這種疏離感可以理解。時代的急速變遷，必定會讓80後和50後産生代溝，也必定會讓雷鋒身上的那些歷史烙印，與現實生活産生隔膜。如果我們抹去附著于雷鋒身上的時代印跡，便會發現，那個身高只有1.54米的小個子男人，之所以能夠成為幾代人的榜樣，是因為他所代表的，是一種被大多數人所認可與接受的價值，一種不乏理想色彩的道德認同。它體現著文化傳統對奉獻精神和崇高理想的追求，遠不是一句“過時”或者“迂腐”就能打碎砸爛的；雷鋒精神所涵蓋的那些內在東西，並不會隨著時代變遷和社會環境的改變而失去現實意義。
年輕人之所以與雷鋒産生距離，是因為過去極左的教育，錯把雷鋒當作聖潔的道德偶像，高高供著，須仰望才見。以至於一段時間以來，人們提起雷鋒，立刻會聯想起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公而無私、捨身忘我等形象。因為過於脫離現實，年輕人也就覺得與自己不相干了。
毋庸置疑，這30年來超速發展的中國，也遇到前所未有的道德困境：當下的人們，每每會對今天産生焦慮，會對未來感到迷惘。在一個食品安全事件頻發、道德潰敗案件時有上演的社會中，人們是多麼渴望能夠找到某種精神支柱，給希望以支撐，給墮落以救贖。然而，當我們一旦以曾經的那些榜樣的行為要求我們自己時，相當數量的人又因其過於崇高而躲避。
這就形成了某種分裂狀態：一方面，我們習慣站在道德高地上，舞動理想主義的大棒，以聖賢標準苛求他人；另一方面，我們又會以種種理由和藉口原諒自己，只律人不律己。當面對老人摔倒無人相扶、孩子被碾于車輪下無人相救時，我們會表現得義憤填膺，卻不去躬身自省、捫心自問：如果我在場，會不會挺身而出？
事實上，雷鋒並非那麼不近人情，那麼高高在上。不以善小而不為，恰恰是雷鋒精神的基石。這位班長最親密的戰友喬安山就説，雷鋒不是大人物，沒有做過一件驚天動地的事。他的可貴之處是心懷感恩，有大愛，把愛給大家，愛所有的人。
這種“愛”是每個人都曾耳聞目睹、親身感知到的。如果以這種眼光看雷鋒，我們便會發現，我們身邊其實並不缺少“雷鋒”。譬如那些見諸報端的“好人”——免費為上海敬老院600多位老人拍照的唐盛南；在小巷突發大火時，挨家拍門救下鄰居的小姑娘夏鵑；在天安門廣場義務撿垃圾的老太太劉玉珍；建起盲人電影院，給盲人“講”電影的王偉力。還有那些每時每刻都可能發生在你我身邊更加平凡的感動——當你拎著東西走向電梯，有人為你打開門；當你穿行馬路，有人停下車讓你先行；當你遺失了手機，有人為你找回來。我們都不標榜崇高，只懷揣一顆善良的心去做尋常事，關照他人，播撒愛意。當這些“小愛”慢慢擴散開來，傳遞下去，就匯聚成了雷鋒精神。
任何一種精神，只有與現實對接，才有持久的生命力；再高遠的道德訴求，也都需最基礎的底線做支撐。雷鋒不是聖壇上的道德偶像，不需要仰望；學習雷鋒，更不是強制性的道德苦差，而是希望它能內化為我們每個人的行為自覺。我們不能立刻消除環境污染，卻可以少開一天車，為減少尾氣作點兒貢獻；我們也無法一下改變貧困孩子的命運，卻可以做些微公益，為他們捐贈一頓午餐；我們做不到大公無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卻可以不越底線，舉手之勞，予人方便。
喬安山理解的雷鋒是“一直做好事，平凡的小事做多了，也就成了大事”。事實上，也很少有人會在一開始就想到“要做一輩子好事”，他們只是執著于一件事，從中感受到了快樂，才日復一日地堅持下來的。正如不收一分錢，義務為他人擺渡了49年的老邦。
很多善行的開始，僅在一念之間。最初點燃的只是微弱的一束燭光，當無數細小的光亮匯聚在一起，黑暗就不見了。
我們所要追尋的雷鋒精神，其實就是力所能及地助人、點滴之間的奉獻、持之以恒的堅守。（評論員 馮雪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