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女士是北京某商場財務部門中層管理人員，每月稅前收入約為1.5萬元。在她看來，自己的工資水準連“小康”都達不到。毛女士表示，她身邊的朋友和同事都普遍存在一種“焦慮感”，不管薪酬水準如何，都在為“掙錢”而奮鬥著。“我的老闆年薪50萬，為了生孩子也還在拼命賺奶粉錢”，她説，“我的工資兩三年沒漲了，但東西卻越來越貴”。
毛女士和她的朋友們有個疑問，北京每人平均GDP已達中上等富裕國家水準，為什麼生活于北京的“我”還是不富裕？
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偏低
數據顯示，北京、上海去年的每人平均GDP已經接近富裕國家水準，其中北京2011年每人平均GDP 80394元，按年平均匯率折合12447美元；按照世界銀行劃分各國貧富程度的標準，北京已經達到中上等富裕國家水準，超過了12276美元的“標準線”。
與此同時，去年北京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32903元，僅為每人平均GDP的約40%；農村居民每人平均純收入僅為14736元。從每人平均GDP到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為什麼會“蒸發”了這麼多？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教授王建鉚表示，從GDP到每人平均可支配，中間要經過一系列環節,這就是“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問題。
GDP可以分成四部分，第一項是勞動者報酬，也就是全體勞動者的全部稅前收入，包括工資、社保及其他福利，也包括個人所得稅。第二項是生産稅凈額，即政府在生産過程中收取的稅收，主要是增值稅。第三項是固定資産折舊，即在生産過程中消耗的資本。第四項是營業盈餘，主要是企業的稅前利潤，包括企業所得稅。
王建鉚稱，北京的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相當於每人平均GDP的40%是偏低的，特別是考慮到中國很低的社會保障水準，這一比例比一些富裕國家至少要低10個百分點。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偏低主要是因為勞動者報酬佔比偏低，或者説是另外三部分佔比偏高。
例如，固定資産折舊是不能參與分配的。如果固定資産折舊數額大的話，總收入中可供分配的就相應減少。數據顯示，2011年全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311022億元，比上年增長23.6%。
稅收增速高於GDP增速
去年9月，個稅起徵點從2000元提高到3500元，不少中等收入的“小白領”從“納稅族”變成了“無稅族”。
小李是個稅起徵點提高的受益人之一，她月收入3700元，扣除“三險一金”後還剩約2800元。“我現在每個月可以少交60多塊錢的稅，可這又有什麼用呢？買件衣服還只能‘淘寶’。”她説。
此前的數據顯示，個稅起徵點提高將使我國納稅人數減少約6000萬人，國家財政一年將因此減收約2000億元。另一組數據是，去年全國稅收總收入達到89720.31億元，同比增長22.6%，增速高於9.2%的GDP增速。
王建鉚分析稱，從1997年到2011年，我國每一年政府稅收的增速都要高於GDP的增速。其中和生産稅凈額有關的稅種的增速略高於GDP的增速，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等的增速明顯超過GDP的增速。
薛先生經營著一家製造業企業，公司每年營業額約100萬元，賬面利潤率每年約8%，每年繳納的國稅和地稅佔到賬面稅前利潤的近40%，再加上各種公關行銷、人際關係等費用，只能剛剛維持企業運營。去年以來，由於國外經濟持續低迷，很多國外客戶都取消了訂單，讓他的日子更加艱難。“雖然去年大幅上調了增值稅和營業稅起徵點，我覺得優惠力度還遠遠不夠，抹去的只不過是個零頭”，薛先生説，“我希望國家能多向那些大企業、特別是壟斷國企多收稅”。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王天龍認為，雖然去年我國稅制做出了一些調整，但未來稅制改革仍會繼續，包括稅級、稅率、稅種等方面都有進一步完善、改進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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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收入不滿 “幸福感”降低
首都經貿大學近日公佈的“2011北京社會經濟生活指數”顯示，去年北京市城鎮居民幸福指數為72.28，“幸福感”比2010年略有降低。報告分析認為，幸福指數降低的原因主要是“對收入不滿”。
另據近期發佈的《第6次中國城市女性生活品質調查報告》顯示，2010年城市女性最焦慮的三件事分別是：“物價上漲”、“買不起房”和“家庭收入低”，選擇這三項的人數比例分別為78.2%、39.9%和29.4%。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王天龍表示，從經濟學的技術角度來講，幸福感是用貨幣來衡量的。也就是説，一個人的可支配收入越高，就應該越幸福。雖然現實中並不完全如此，但不可否認的是，收入水準是衡量生活品質的重要標準。
王天龍認為，從總量上看，要讓人民越幸福，就應該想方設法增加GDP和可支配收入。因此，我國大力發展經濟的政策是正確的。但與此同時，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還需要不斷完善一些公共服務，如國防安全、醫療、教育等，給國民一個穩定、安全的外部環境，這樣有助於國民提高創造財富的效率。經濟發展主要關注“效率”和“公平”的問題，從目前我國的發展階段來説，“公平”相對滯後於“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