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任曉

　　11月銀行代客結售匯順差較10月顯著擴大，這與此前央行公佈的金融機構外匯佔款負增長看起來相悖離。綜合來看，這種悖離與我國外匯管理政策變化和企業行為等因素有關，是正常現象。但無論是外匯佔款還是銀行代客結售匯數據，都不能完全揭示資本流動軌跡，目前不能得出資金“大進大出”結論。

　　種種數據顯示，11月資本流動迷霧重重：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即期匯率連續漲停，顯示資本流入壓力增大；外匯佔款數據顯示當月外匯佔款負增長，與資本流入現象明顯不符；銀行代客結售匯順差較10月顯著擴大，又與外匯佔款負增長相悖離。僅從數據看，銀行代客凈結匯185億美元順差與當月外匯佔款意外減少的736億元人民幣之間存在約300億美元差額。這些矛盾令當月資本流動方向成了“謎團”，資金進出規模更顯得撲朔迷離。

　　事實上，金融機構外匯佔款是統一考慮銀行櫃檯市場與銀行間外匯市場兩個市場的整個銀行體系(包括央行和商業銀行)收購外匯所形成的向實體經濟的人民幣資金投放。銀行代客結售匯只反映銀行櫃檯市場外匯買賣情況。這種悖離與很多因素有關，兩項數據都具有一定指示意義，但不能完全揭示資本流動的軌跡。

　　首先，對外直接投資大幅增長可能導致外匯佔款負增長，其與銀行代客結售匯未必有聯繫。

　　據商務部數據，1-11月，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30個國家和地區的3596家境外企業進行直接投資，累計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625億美元，同比增長25%。11月非金融類直接投資43.3億美元，折合人民幣約273億元。隨著我國資本項目進一步開放，將有更多企業對外投資，體現為正常渠道的資本流出日趨增長和外匯佔款減少，這並不意味著熱錢流出。

　　如果企業不經過銀行代客結售匯渠道完成對外直接投資，

　　則該行為就不能體現在銀行代客結售匯的變化上。二者數據産生差異就是正常現象。

　　其次，由於銀行間外匯交易的主體很多，部分資本流出項未體現在銀行結售匯數據中，銀行結售匯順差額也不等同於資本凈流入額。

　　銀行結售匯是指外匯指定銀行為客戶及其自身辦理的結匯和售匯業務，不包括銀行間外匯市場交易數據，銀行代客結售匯是指銀行結售匯中外匯指定銀行為客戶辦理的結售匯部分。

　　現在，銀行間外匯市場交易日漸成為企業進行外匯買賣的重要場所。國內部分大型中央企業擁有自己的金融公司和銀行間外匯市場交易資格，可以不通過銀行而是在銀行間外匯市場上買賣外匯。例如中石油公司購匯體現為資本流出，如果選擇在外匯市場購匯，這一行為不會在銀行代客結售匯數據上體現出來，這與外匯佔款數據也會有差異。

　　再次，根據現有政策法規，企業可以將部分外匯收入存留境外。這種行為將同時對外匯佔款數據和銀行間結售匯數據産生影響，使二者均不能真正反映外匯資金流進流出的情況。外匯滯留境外增多可能導致銀行結匯減少和外匯佔款增長減少。專家指出，11月銀行代客涉外收付款順差59億美元小于185億美元代客結售匯順差，和企業、個人外匯存款下降是吻合的；涉外收付款順差59億美元小于當期局部國際收支順差(貿易順差+FDI)，表明有外匯滯留境外。

　　同時，企業將外匯滯留境外，如果境內某些人或企業想對外轉移資産，可以將人民幣打入前者賬戶來實現，這已經涉及非法資本流動，但不容易甄別，同樣可能造成數據異常變化。

　　因此，央行公佈的金融機構外匯佔款與外匯局公佈的銀行代客結售匯，涵蓋的內容不同，二者造成數據差異也並非“數據打架”。二者都不能完全代表資本流進流出，不是“熱錢”流動的依據。11月資本流入和流出的壓力都存在，12月後隨著國內經濟形勢好轉的進一步確認和週邊量化寬鬆政策的延續，12月資本流入的壓力將進一步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