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想探討的話題是，未來大致10年左右的時間內，中國經濟怎樣實現轉型和突破，以及在這樣一個宏觀背景下，中國資本市場的改革與發展。首先，是一個引言。
“美國人應該真正害怕中國什麼”
2011年9月27日，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它有一個非常吸引眼球的標題：《美國人應該真正害怕中國什麼》。文章配了一張照片，是一個在天安門廣場的中國人，戴著一付京劇臉譜，藏在一面巨大的五星紅旗後面。這篇文章的標題和配圖的隱喻是，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仍然在轟轟隆隆地前行，隱隱不安的美國社會想知道，中國經濟的推動力是什麼？中國經濟有什麼秘密武器？
臨近大選的華盛頓，各路政客和媒體炒作中國話題的不在少數，但這篇文章提供了一個非常獨特的視角。
文章的大意是，美國決策者對中國研究人員發表的學術論文和申請的專利數量大幅增加，感到非常擔心。中國在學術出版物方面已經僅次於美國，到2015年前後，中國每年申請的專利數目將超過美國。它説我們的決策者感到擔心是對的，但是他們卻擔心錯了對象，為什麼？它説中國的學術論文多是無關痛癢的，或者是剽竊之作，國家資助的研究所基本上沒有出現任何的創新，這個我們顯然不能同意。它説中國專利數量的增加並非創新的進步，只不過是向到中國的外國公司增加苛稅的藉口而已，它們除了提升國家自豪感以外，並無任何實際效果。這肯定也是污衊。
但是它下面一句話是對的，它説中國真正的優勢在於它的下一代。他們從中國的頂尖學府畢業，正在走出校門，走向市場，開始創業，他們已經成為或者即將成為企業家。
它裏面特別提到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地方，離我們這裡不到1公里，在海淀街上，有一個咖啡館叫“車庫咖啡”，大家有機會可以去看看。就在這個小小的咖啡館裏，有幾十張桌子，每一張桌上都是幾個年輕人在創業，現在創業很方便，因為很多都是在網際網路上做事情。還有很多天使投資者，其中也不乏一些煤老闆，前來尋找投資機會，在他們中間穿梭，像釣魚一樣，很有意思。這樣的咖啡館在美國沒有，矽谷的風險投資家和創業者是一對一的溝通，中國人很聰明，搞了個集體相親，説我給你提供一個咖啡館，你們都來創業吧，天使投資者你們都來投資吧，這兩件事情每天都在這裡發生。
《華盛頓郵報》的記者就是看了這個地方，回去寫了上面這篇文章，説中國最值得美國人害怕的事情，是中國人發現了美國的秘密，什麼秘密？科技和資本的結合。正是這個秘密，使得過去幾十年中美國高科技産業得以獨步天下。三十多年前，年輕的比爾 蓋茲和喬布斯，也和今天中國的這些年輕人一樣，剛剛走出校園，走向市場，開始創業。這位西方記者敏銳地觀察到，在今天的中國社會，很多草根的創業者，將成為推動中國經濟轉型的重要力量。
德國《明鏡》週刊的記者也來了，他們看了之後得出一個結論，説在這個世界上有一個地方有可能超過美國的矽谷，那就是中國的中關村。有沒有可能呢？2009年，從矽谷走出去的IPO企業只有一家，而從中關村科技園區走出去的IPO企業是23家，今天，在這個園區中達到上市標準的公司已經超過了1000家。而中關村科技園區是全國幾十家國家級科技園區中的一家，還有無數非國家級科技園區。
在這個小小的咖啡館的故事背後，是今天中國經濟社會幾個重要而宏大的主題，科技創新，經濟轉型，大國競爭，當然，還有資本市場，因為，如果缺失了一個強大的資本市場的支援，那些年輕人們美好的憧憬，或許會變得黯淡無光。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應該説，邁入新世紀的中國，經歷了非凡的成長。金融危機前後，從世界的富人俱樂部“G7”到所謂的“G2”（指中國和美國）的變化，標誌著中國在世界上地位的大幅提升。同時我們要看到，儘管已經成為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中國經濟發展水準的落後還是比較明顯的，在結構、效率、機制等方面仍然需要進一步提升，有相當多的産業位列全球産業鏈底端。
經濟轉型，從需求的角度來看，是從外需導向轉向內需導向，但更重要的是中國的産業要增強全球競爭力，從比較落後的下游，遷移到中游或者中上游，這個過程有點兒像鯉魚跳龍門，我們可以把它稱為中國經濟的驚險一跳。歐美危機帶來的外需驟降或許可以成為一個推動的外力，社會的進步往往是多重因素的倒逼，經濟轉型亦是如此。
在歷史的坐標繫上，今天的中國經濟處在什麼發展階段？
2010年底，中國的每人平均GDP超過了4300美元，跨越了中等收入的門檻。歷史上很多國家在達到每人平均GDP3000-4000美元之後，往往進入一個矛盾多發期，即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最有名的例子是阿根廷，一百年前的今天，阿根廷的每人平均GDP達到了大致4000美元，隨後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不幸地經歷了經濟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蕩、信仰缺失、金融體系脆弱等十大社會亂象，一百年後的今天，阿根廷仍然未能跨出這一陷阱。這些問題今天的中國有沒有？有些問題我們有，有些沒有；有些問題我們以為我們沒有，其實我們有。今天的中國社會面臨的挑戰是巨大的。
著名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除了阿根廷，還有墨西哥、馬來西亞等。為什麼這些國家會出現中等收入陷阱？各種因素很多，各國國情也不同，但最根本的問題其實很簡單。那就是，一方面，每人平均GDP突破三四千美元之後，經濟水準的進一步提高的難度加大，可能會遇到一個瓶頸期，而所謂的經濟轉型，往往需要全要素生産率的提高，但這往往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另一方面，與此同時，社會期望值的增加不會就此止步，兩者的剪刀差容易帶來很多國家社會的失落乃至動蕩。
我們只需要觀察一個産品，iPhone，就不難看到今天中國經濟社會的窘迫。一方面，我們看到中國社會熱烈追捧最新款式的iPhone，不僅國內市場一搶而空，很多人甚至跑到香港或紐約去搶購，另一方面，我們看到生産iPhone的富士康屈就于蘋果全球産業鏈的末端，iPhone在國際市場售價為360美元，而富士康分得的加工費不到7美元。今天的中國社會，人們追求美好生活，一分鐘都不能等，社會的期望值迅速飆升，不僅表現在經濟方面，社會層面亦如此，從近年來微博上不斷爆出的郭美美和表叔等事件，我們看到，人們對於社會正義的訴求也與日俱增；與此同時，從富士康到蘋果的躍遷，將是一個艱難而漫長的過程。
應對挑戰的唯一辦法，是加快經濟社會轉型的步伐。我們怎樣加速這一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