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借貸熱”的背後，不僅是實體經濟投資機會的匱乏，更是部分中小企業融資渠道的狹窄、生存空間的逼仄。
從溫州到鄂爾多斯再到江蘇泗洪縣石集鄉，日前，全國各地頻頻曝出的高利貸鏈條斷裂個案，把“民間借貸”推到風口浪尖，更讓後金融危機時代的金融風險問題浮出水面。
以滾雪球方式過度膨脹的民間借貸，之所以讓人膽戰心驚，是因為一旦長長的資金鏈在任何一點上斷裂，就會引發中小企業倒閉潮，更會讓捲入其中的普通民眾血本無歸——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導致第一次溫州民間借貸的崩盤，出口外向型中小企業大範圍倒閉的悲劇，至今讓人心有餘悸。當前的情況也不容樂觀。據浙江投資研究機構的分析，浙江小企業約80%都靠民間借貸維持經營；而在江蘇石集鄉，根據央視調查，高達98%以上的村民參與到高利貸遊戲中。
民間借貸的“風生水起”，暴露的正是當前中小企業艱難的生存困境。
從資金供給方看，在資本市場劇烈波動的當下，中小企業創業艱難、利潤偏低，“放貸謀利”自然成了民間資本的一個選擇。以鄂爾多斯為例，在煤炭與房地産之外，民間借貸幾乎成了民間資本的唯一齣路。半數以上的居民熱衷於放貸的資本活動，凸顯了民眾對於投資實業、尤其是創辦中小企業的信心缺失。
就資金需求者而言，為應對通脹而收緊的銀根，加之扶持力度的不均衡，部分本就貸款困難的中小企業雪上加霜，“付息借貸”往往成了飲鴆止渴的無奈。在溫州，普遍5%左右的利潤率的現狀，使得部分中小企業難獲銀行信貸，而民間高利貸又進一步壓縮了利潤空間、放大了違約幾率。
可見，所謂的“民間借貸熱”，一方面折射出實體經濟投資機會的匱乏，另一方面反映出了部分中小企業融資渠道的狹窄。生存空間的逼仄，不利於中小企業發揮吸納就業的“社會穩定器”作用，也不利於我國經濟增長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長的有序轉變，背後隱藏著的巨大金融風險更令人驚心。
應當承認，民間借貸發展到今天，對盤活民間資本市場、服務中小企業發展、繁榮地方社會經濟，做出了積極的貢獻。當務之急，不在於否定民間借貸，而應給予其必要的制度規範、適度的風險控制。尤為重要的是，在宏觀調控既定方向不變的條件下，應儘快出臺審慎靈活、針對性強的具體措施，依靠“區別對待、有保有壓”的政策傳統著力解決部分中小企業的融資困難。
正如英國電信集團董事長利萬基在2011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上所言：“中小企業是整個經濟的引擎。”關心中小企業就是關心國民經濟整體，就是關注就業、關愛民生。只有幫助中小企業從“民間借貸依賴症”的無奈困境中走出，才能迎來企業和民間借貸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