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是什麼因素支撐了房地産市場中的投資性需求？筆者一直堅持認為，這主要是近年來高杠桿率的住房信貸優惠政策。例如，2009年個人住房信貸規模約為24600億，是2008年的4倍多；2010年第一季度個人住房信貸規模達到了9202億元。這些住房信貸支援了住房投資或投機者可以低成本進入房地産市場，投資性需求也導致房價的快速飆升。這些住房投資或投機者可以通過“低買高賣”方式賺取差價，結果則導致住房消費者無力購買住房。確實，借助銀行高杠桿率的住房信貸，我國房地産市場也變成了投資或投機者主導的天下。
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找不到哪個國家的居民會如此偏好于投資房地産，會擁有如此之多的住房套數。這可能是部分房地産優惠政策及投資性需求旺盛共同引致的結果之一。由此，房價過高、投資性需求過旺，不僅放大了國家金融風險，而且還導致經濟結構無法得到及時調整。這可能是國家再次出手實施房地産調控的根本原因之一。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儘管“國十條”出臺導致房地産市場已經出現了“量跌價不跌”，但近期市場依然擔憂繼續進行房地産調控可能會影響經濟增長放緩，並將加大“國十條”的實施與執行難度，導致暫時難以落實和推出相關的配套政策措施，房地産調控也將進入調控效果的觀察期。
其實，這種擔憂也不無道理。目前我國房地産市場中存在巨量的住房空置率，早已向我們敲響了警鐘，旺盛的房地産投資性需求非但沒有減弱，反而還在不斷試探房地産調控政策的底線與效果。迄今，房價並沒有因房地産調控而出現大幅下調跡象，就是一個證明。這也是市場為何憂慮房地産調控是否會“半途而廢”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在當前經濟大背景下，如何做到避免房地産調控可能會影響未來經濟增長放緩，又要進一步落實房地産調控，這是目前中國房地産調控面臨的一個兩難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