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分化加劇引發社會問題
●僅改分配製度恐難克服頑癥
●應根本消除經濟結構二元化
●完善産業政策打破行業壟斷
一個時期以來，隨著我國居民貧富分化加劇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問題的日趨尖銳，收入分配問題越來越受到關注。數據顯示，中國最低與最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倍差已從1988年的7.3倍擴大到了2008年的23倍，一線勞動者報酬佔國內生産總值比重從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佔國內生産總值比重從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居民工資收入佔企業成本不到10%，而發達國家大致上為50%。面對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分配製度改革便被提上了議事日程，有關部門也正在擬定有關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和實施細則。筆者認為，分配問題只是一種表像，造成中國貧富分化加劇的根源也不在於分配製度本身，因此，僅僅在分配製度方面打主意恐難克服兩極分化頑癥，跳出分配領域尋求解決之道才是求解分配問題的治本之策。
眾所週知，社會再生産過程分為生産、分配、交換、消費四個環節，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在社會再生産四個環節中，生産是第一性的，它決定著分配、交換和消費。根據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基本原理，社會的分配關係取決於社會的生産關係和生産方式，所以，分配問題的根源不在分配本身，而在生産領域，貧富分化的加劇實質上是深層次經濟問題的必然的外在表現。
我國目前收入分配的失衡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二是城市經濟領域中不同産業和行業收入差距的擴大；三是企業中一線勞動者與高管人員、資本所有者之間收入的極度懸殊。這三個方面的收入分配失衡，其實反映著我國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次經濟運作中深層矛盾的積累，因此，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經濟領域的深層次問題，僅僅就分配本身而談論分配問題，都只能是避重就輕的治標之策，而非治本之道。
首先，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化的根源是我國宏觀經濟運作中二元結構特徵的日趨強化。長期以來，我國宏觀經濟領域一直存在著城鄉經濟失衡問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裏，城市經濟獲得快速發展，農村經濟卻沒有跟上城市經濟發展的步伐，由此使得“三農”問題越來越突出。雖然我們一直強調農業的國民經濟基礎地位，但“三農”問題並沒有根本好轉，二元經濟結構特徵仍有進一步擴大之勢。如果不採取切實措施加快農村經濟的發展，從根本上消除經濟結構的二元化特徵，僅僅通過諸如取消農業稅、增加種糧補貼等再分配手段，是難以從根本上扭轉城鄉居民收入分化加劇問題的。
其次，城市經濟領域不同産業和行業的收入差距源於我國經濟發展中産業政策的誤區和一些行業的壟斷。我國城市經濟中的收入分配失衡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製造業(特別是傳統製造業)與服務業(特別是所謂現代服務業)之間收入分配的失衡；二是壟斷行業(如石油、電信、金融)與非壟斷行業之間收入的失衡。前一個收入失衡的根源在於我國各地在産業政策上過分強調發展第三産業，並對其給予各種優惠和扶植，而作為第二産業的製造業似乎成了國民經濟體系中的“二等公民”。這樣的産業政策在收入分配上反映出來就表現為兩個産業之間收入差距的拉大。因此，解決這種收入失衡，客觀上要求必須在産業政策上給予第二産業與第三産業同等的“國民待遇”。後一個收入失衡的根源則是某些行業的進入壁壘和壟斷，解決這種收入失衡的根本措施就是拆除壟斷行業的進入壁壘，促進壟斷行業內部的競爭。
最後，企業中一線職工和管理人員、資本所有者收入差距的擴大源於企業內部普通職工與管理人員、勞動力與資本關係和地位的異化。在30年的改革過程中，隨著國有企業的改制、國有經濟範圍的不斷縮小和私營經濟的不斷擴大，企業內部勞動者、管理人員、資本所有者的關係發生了實質性變化。在這一過程中，由於過分強調“效率優先”，忽視了“公平”原則，因此導致三者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收入過分向高管人員和資本所有者傾斜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對於這種收入分配失衡，應當從規範企業內部生産關係、確立勞動者的價值創造主體地位、確保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方面入手來解決。
(作者謝太峰 首都經貿大學金融學院副院長、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