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是什麼？過去城鎮化的經驗教訓能給今天帶來哪些啟示？改革能否幫助中國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舉行的記者會上，厲以寧、林毅夫、陳錫文和李毅中等經濟學者指點發展中的“高危因素”，把脈“中國陷阱”。

　　增長依賴投資拉動 最大風險仍然是金融

　　“什麼是中國最大的風險？我認為最大的風險仍然是金融。”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説，金融風險來自於我國經濟增長總是依賴投資的拉動。如果新的城鎮化再走老路，全國一窩蜂式地花錢、蓋樓，就會産生包括銀行貸款在內的大量債務。

　　全國政協委員、工業和資訊化部原部長李毅中關心的産能過剩問題也涉及金融風險。他説，重復建設就需要淘汰落後産能，但這會造成很多危害，首先帶來的問題就是企業效益低下，支撐建設的貸款會出現風險。

　　李毅中坦言，部分産業産能嚴重過剩是個不爭的事實。業界認為，一般開工率在75%以下就屬於嚴重過剩，但我國的鋼鐵、水泥、煤化工、平板玻璃、造船等行業的開工率都不足75%，更嚴重的是，光伏電池開工率僅57%，多晶硅僅35%。“所以我們必須注意，增長要有效率。”厲以寧説，如果投資過剩、産能過剩，增長沒有效率，那麼如何來償還大量的貸款？地方政府的壓力如何化解？

　　厲以寧擔心這些風險容易促成金融危機。一個銀行倒了就拖垮一批銀行，一家企業陷入債務危機就斷了一整條資金鏈，造成大量企業之間相互欠債，“這是我們要防範的風險。”

　　城鎮化損害農民利益 社會難以保持安定

　　城鎮化將成為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但在全國政協委員、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看來，以往的城鎮化過程既有經驗也有教訓，“‘城鎮化’這個詞熱起來之後，相當一部分人産生擔憂是可以理解的。”

　　陳錫文認為，以往的城鎮化有一些突出的問題，除了大量資源能源損耗、耕地佔用過多、水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等可持續發展難題外，一個明顯的問題是人口城鎮化滯後。

　　據介紹，與世紀之交的2000年相比，12年來我國增加了2.5億的城鎮常住人口，但他們絕大部分沒有所在城市的戶籍，其中農民工佔大多數。陳錫文説，這些人在城市生活了多年，為當地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由於身份問題，他們無法享受必要的公共服務。“有一個詞在中國被常常提到，叫土地財政，很多城鎮的發展對土地財政過於依賴，這就會造成對失地農民合法權益的侵犯。”陳錫文説，對於失地後進城的農民工，必須認真考慮如何在其失地後有長遠的生計保障，生活水準還能提高。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指出，如果農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後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就會成為貧民，將導致貧富差距拉大。

　　陳錫文提醒，從世界各國來看，如果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中能實現社會平穩，那麼這些國家和地區大多是把城鎮化作為富裕農民的過程。而如果城鎮化剝奪農民財富、損害農民利益，那麼城鎮化的成果就不能持久，社會也很難保持安定。

　　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需提防中等收入陷阱

　　新興經濟體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階段，既是中等收入國家向發達國家邁進的機遇期，又是矛盾高發期，很可能掉進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2012年，我國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為6100美元，正處於中等收入國家階段，中國將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對此，林毅夫認為，中等收入陷阱産生的最主要原因是産業結構沒有升級，勞動生産率沒有提高，大量人口無法找到工作，收入分配差距由此不斷擴大。因此，重要的是要不斷進行技術創新、産業升級，利用國家的後發優勢，提升經濟的競爭力。

　　厲以寧説，社會動亂、收入差距拉大等是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中國要跨過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改革是收入分配製度改革，讓社會進入一個比較和諧的階段。同時加上技術創新和其他各方面的改革，我相信中國可以實現跨越。”

　　林毅夫表示，按照目前的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國每人平均收入水準相當於美國的20%左右，這和上世紀50年代的日本、60年代的新加坡、70年代的中國臺灣和韓國與美國的差距一樣。“從國際經驗看，這四個經濟體利用後發優勢，都在這個階段之後實現了連續20年7.6%~9.2%的年均經濟增長。我相信利用同樣的後發優勢，在克服許多困難的情況下，我國也應該有潛力維持20年每年8%左右的增長。”林毅夫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