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淡江大學   左松超

　　文化的定義，有人説有一百多個，有人説有二百多個，有人乾脆説有幾百個，不但文化的定義難以説得清楚週全，取得一致的見解，就連究竟有多少種説法也是很難查考的了。首先提出「文化」這一概念的人，是被稱為人類學之父的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他于1871年在《原始文化》“關於文化的科學”一章中對「文化」所下的定義是：“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講，是一複合整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作為一個社會成員的人通過學習所獲得的其他的一切能力和習慣。” 他的這一定義可以説是經典性的，具有重大的影響。後來許多定義雖然説法不同，但基本的本質大多仍然不出他的範疇。

    　中華文化的廣大豐富、絢麗多釆，可以説舉世無雙，在今日更日益受到全世界人士的重視，影響將會隨著時日的演進而擴大。中華文化的內涵在許多方面都有其獨特的面貌和價值。隨手便可舉幾個例子：其一，例如“漢字”，它是中華民族自古至今共同使用的文字。漢字的發展從甲骨文、篆書、隸書到現代通用的楷書，雖然字形有嬗變、字數有增加，但一脈相承，變化的軌跡歷歷分明。中國因為地方遼闊，許多地方有不同的方言，一個人來到異鄉，對於當地的語言難以盡曉，但是中國人不太擔心這些，因為只要把想説的話寫下來，無論在中國何處，對方只要識字都能一目了然。中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而基本上能保持統一，其中雖然有短暫分裂，但後來終歸一統。所以能夠這樣，原因雖非一端，但文化上的向心力應該是主要的，而“書同文”所産生的凝聚力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環。由於漢字單音節、獨體書寫的特點，在文學的創作上，産生了舉世獨一無二的文體－－－中國的古體詩和詞、曲。更特別的是對聯，短的只有幾個字，可以算是世界上體裁最短小的文學作品。而書法，更是中華書畫藝術中一個獨立重要的品類。

　　其二，我要説的是中華文化中特別重視的對父母的孝道。“孝”是儒家倫理道德的核心內容之一，《十三經》中有一部《孝經》，專門闡發儒家的孝道思想。儒家認為“孝”是道德的根本，是教化的源泉， 是行仁的基礎。 子女奉養父母，在今天好象巳經是不容易的事了，但在儒家的標準，認為行孝有大小之分，輕重之別，口體之養是起碼的事。 至於子女孝親的具體做法，在儒家的典籍裏也有許多説明。例如父母在世時要以禮侍奉，死了要依禮安葬； 奉養父母要恭敬，要使父母覺得快樂； 要時刻把父母的健康挂在心上； 父母在世時，儘量少離開父母到遠地去。 可謂諄諄説教，不厭其煩，足見儒家對於孝道的重視。季羨林先生認為“孝”這個概念，世界各國都沒有中國具體；而“孝”這個詞，更具有中國的特點。他説：“我是研究語言的，有件事情很有意思：把‘孝’這個詞翻譯為英語，用一個詞翻譯不出來，得用兩個詞。什麼原因呢？因為雖然不能説外國沒有孝，但孝並非作為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所以譯過去就得用兩個詞。英文裏面兩個什麼詞呢？就是兒女的‘虔誠’與 ‘尊敬’，而在中文中，光一個孝就夠了。這説明‘孝’這個詞有中國的特點。” 這個説法真的很有意思，值得我們好好想一想。今天的兒女們對於父母孝順的程度不如從前了，我們對於中華傳統文化中倫理道德核心之一的孝道，是不是還是要常常提一提？當然也不是全盤接受，不合理的要陶汰。

　　其三，以中醫為例。中醫是不同於西方醫學的獨特的醫療體系，不但流行在中華大地，除了中國以外，韓國、日本、越南等國也通行漢醫。但從二十世紀早期西方醫學傳入中國以後，中醫被視為不科學，受到誤解、漠視、排斥，失去了醫療的主流地位。不過這種情況最近一二十年又有所逆轉，不僅國人開始重拾對中醫的信心，西方醫學界也開始對中醫重新評估，並進行探討研究。中醫和西醫是兩種不同醫病理論和醫療手段。中醫的理念是：大自然或人體與生俱來就有一套自我恢復健康的平衡能力。人體生病，最主要是因正常的內在平衡，因某種原因打亂了，才發生病變。針對這種情況，醫師運用各種不同的方法，如中藥、針灸、運動、推拿和氣功等醫術，令患者失衡的身體恢復平衡，而達到治病的效果。這套以修補身體的平衡基制除病的方法，實在是治本的方法。西醫是以比較科學化的儀器作檢驗，如驗血、量血壓和體溫、照x光、超音波檢查、核磁共振等，去找出病者患處的病因。再重點用針對性的藥物或手術來緩和、控制或治理局部的病害，幫助身體解救一時的危急。其餘就是等待身體自我復原。這基本上是治標的方法。中醫和西醫雖然理念和方法不同，但各有所長，治標治本同樣重要，不宜偏廢。現在大陸推行中西合治，是一條極為正確的路子。今後中醫的發展，除了深化自身的研究外，更要引進西醫之長，如採用西醫診斷病情所採取的各種檢驗以及外科精密的手術等，中藥要進行科學的藥理分析，並製成針劑和丸劑，以方便使用。我們相信中醫必將發揚光大，不僅造福中華子民，也將造福全人類。

   　 以上雖然僅僅論及三點，但由此即可窺見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能夠孕育出
這樣的文化，一定有他的淵源深厚的背景，是不言可喻的。我們身為中華民族的兒女，除了應當珍惜、自豪外，也要對中華文化的起源、發展有所了解。近年來，有不少的學者曾經對此發表寳貴的意見，綜合起來，大概有以下幾點：

　第一，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未曾中斷，舉世無雙。

    　中華古文明的起源，過去傳統一般的説法是五千年，這是根據《史記？五帝本紀》及一些其他文獻上有關古史的記載估測出來的；但古史茫昧，所載簡略，又多神話傳説，且多出於後人之説，很難考實。十九世紀末西方考古學傳入中國，在要求實證的條件下，這個“中華文明五千年”的傳統説法，就缺乏科學上的可信度了。所以中外學術界人士，有不少人對我國是否真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是抱著懷疑態度的。但是近二十多年，中國考古學取得了極大的成就，出土了許多文化遺存，對中國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線索和依據，證實了“五千年”不是虛誇之説，而是言之有據了。王巍先生即曾指出：

        根據最新的研究所得出的認識，仰韶時代中晚期 (約西元前4000年至西元前3000年)、龍山時代 (約西元前3000年至西元前2000年) 和夏、商、西周王朝的時期 (約西元前2000年至西元前770年) 分別是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和早期發展的重要時期。

    　「夏商周斷代工程」小組根據考古學、天文學等各方面的綜合研究，在2004年11月公佈了《夏商週年表》，估計夏的年代是西元前2070年至西元前1600年，商的滅亡在西元前1046年。這個年表巳經被國內外採用，大致上是個比較科學嚴謹的結論。如果以夏代作為中華文明的起源，到現在是四千七十多年。李學勤先生曾經提出兩例子，説明中華文明的起源，應當在夏代之前，認為説五千年文明史是有一定根據的。其一，他根據我們現在日常所使用的常用字不過五六千個，而甲骨文裏不同的字大約有四千多個，因為甲骨文是商王占卜用的，內容不可能包括當時生活和文化現象的各個方面，“所以當時的字一定超過五千個以上。從這一點，大家都可以體會到商代絶對不是一種很原始的文明，文明的起源要比它早得多。如果，再加上夏代也不過就是再往前推進四百多年，還未必是我們文明的起源，還要再往上推，估計説五千年文明史是有一定根據的。”其二，李學勤先生提到近年發現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陶寺遺址的時代比屬於夏文化的二里頭遺址早，根據測定的材料，其時代大概是從西元前2600年到西元前2200年。這個遺址有城墻、有宮殿，有禮器和文字，還有一項很重要的發現，就是有一個“觀象臺”。李學勤先生説：“如果觀象臺這一點能夠確定的話，將是天文考古學上的重大發現，和古書《堯典》裏的觀象授時是很合適的。《堯典》一項主要的內容就是觀測天象，確定曆法。據説當時有一年366天的曆法，有閏月。堯的年代正與陶寺遺址相當，傳説中的堯都平陽正在襄汾附近。”

  　  中華古文明的起源，能不能從距今五千年再往前推，這大有可能。現在説五千年，是根據目前考古學上能夠看到的文化遺存作為根據推定的，這只是暫定的一個點，有了新的發現、新的論據，這個中華文化起源的時間點就要往前移動。現在巳經有了一些發現，但還不夠多，不夠充分。上世紀80年代，有幾處早期遺址發現了一些重要的文化遺存。在河北徐水南莊頭髮現一處距今約10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出土了一批陶器、石磨盤、石磨棒等，還發現了一些植物種子。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發現距今7000年的水稻。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也發現了距今8500至7000年的水稻，還發現了多件現在還可以演奏的七孔骨笛及龜甲上刻劃的符號。在東北赤峰一個名叫查海遺址中，發現有一個石塊堆起來的長達19米的龍的形狀，這個遺址距今8000多年。上世紀90年代，在湖南道縣玉蟾岩遺址發現了距今9000年到10000年的水稻遺址。這些遺存表明瞭在10000年以前農業巳經萌芽，巳經懂得栽培水稻，8000多年前巳經産生了對龍的信仰，並且掌握了相當成熟的音樂技巧。考古學是當今的一門顯學，在古文化的發現和研究方面都取得很大的成就，在它的進一步發展下，中華大地上會有更多的文化遺存發現，經過研究考訂，將會對中華文化的起源産生新的認識。我個人樂觀的認為，中華文化的起源上推到一萬年，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在人類史上有四大古代文明，除了中華文明，其他三個是：美索不達米亞 (兩河流域) 古文明，起源約在西元4000多年前，約在西元前1000年後半期衰亡。埃及古文明，起源約在西元4000年前，約在西元2000前衰亡。印度古文明，起源約在西元3000多年前，約在西元前2000年中期滅亡。這三個古代文明都巳經消滅了，唯獨我們中華文明自古至今，綿延不絶，經歷了多少風風雨雨，不但沒有消亡，反而越來越壯大，越來越豐富。

　　第二， 中華文化是多元起源，各個文化既有各自的特色並自行發展，也和不同的文化踫撞、交流、融合，形成今日的豐富多彩的中華文化。

    　半個世紀以來，考古學界在中華大地上發現的新石器文化遺址超過7000個，年代從西元前6000年起延續到西元前2000年，地域遍及全國各處。經過學者的整理、研究，劃分為以下幾個文化區。

1 黃河中下游東西相對的兩個文化區
      黃河中游文化區
      黃河下游文化區
2 長江中下游東西相對的兩個文化區
      長江中游文化區
      長江下游文化區
3 燕遼文化區及黃河上游文化區
      燕遼文化區
      黃河上游文化區
4 鄱陽湖－－－珠江三角洲為中心的華南文化區
5 北方遊牧與漁獵文化區

　　關於中華文化的起源，從前有一元論的説法，即中華文化發源於黃河中下游，然後向四方傳播。後來長江流域也發現了古代文化遺存，又有兩河文明之説。然而從發現新石器時期文化遺址遍及全中國各處來看，中華文化的起源，實非一兩個點而巳，而是有多個中心。各個大小不同的區域文化，一方面在自身的條件下，自行發展、演進，另外一方面又與不同區域文化接觸，在不斷地接觸、交流、融匯中，最後形成為中華文化。

　　第三， 中華文化是多元一體的格局。

    　中華文化起于多元，在多元的局面下演化、前進。各民族文化經過接觸、混雜、融合、轉化，逐漸形成了一個以漢民族文化為主流而和其他兄弟民族文化共存的多元統一體。這個中華文化的“多元”與“統一”，不是對立的關係，而是相互依存的。在長期演進中，漢民族的主流文化與週遭的兄弟民族文化，相互關聯，相互競爭，相互學習、相互補充，主流文化從其他兄弟民族文化吸收養分，同時也把養分輸入給其他民族，是雙向的文化影響，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是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 在今天中華大地上，除了漢族以外，還有五十多個少數民族，他們各有其自己的發展的歷史和獨具特色的文化。他們和漢民族，是這塊中華錦繡大地的共同主人。在1990年由國家民委民族問題研究中心主辦的民族問題研討會上，與會的學者，對於“多元一體”形成了以下的共識：“‘多元’是指各兄弟民族各有其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文化、社會也各具特點，從而區別於其他民族；‘一體’是指各民族的發展相互關聯，相互補充，相互依存，與整體有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繫和共同的民族利益。” 這就是中華文化的多元一體格局。

   　 第四，展望未來

   　二十一世紀來臨，中華民族面對的是一個嶄新的世界，中華文化遇到前所未有的大挑戰。由於交通便捷，距離不再以里程計而以時間計，譬如北京到日本東京，距離飛航兩個多小時，到美國華府十幾個小時；而通過網路，訊息瞬間可通，人類居住的地球，不再是大世界，而是一個小的地球村。這個世界可以用一個字概括，就是“快”。訊息快，影響快，變化快。今日中華文化面對的有“多”、 “大”、 “高”三方面的問題，“多”就是面對的不止是東亞一隅之地，而是全球所有不同民族的文化，數量上要比歷史上曾經接觸到的要多得多， “大”是這些民族的文化與中華文化的差異要比從前的華夷、胡漢以及與鄰近的國家如日本、韓國、越南等相比要大得多， “高”是有些民族的文化具有很高的水準，如歐美等國家，在文學藝術、哲學思想、科技發明等方面有許多超越我們之處，相對的人家是強勢，我們居於弱勢。這樣的情況，中華文化如何自處？中華文化發展的前途如何？歷史巳經證明，中華文化有一種特性，它能夠包容廣大，能夠吸很多外來的文化，來調整自己，充實自己，豐富自己。我籲請國人，要對自己的文化有信心，面對外來的文化，要不閉塞，不畏怯，不排斥；要勇於接觸，勇於嘗試，勇於創新。中華文化定能發揮善於包容、善於融合的特性，開創新紀元，使這自古至今綿延不絕的文化洪流更形波濤壯闊，永遠長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