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李應元，1953年3月16日生於臺灣省雲林縣侖背鄉侖前村。1976年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畢業，1980年臺灣大學公共衛生碩士，1980年夏天李應元和妻子黃月桂一起到美國哈佛大學攻讀碩士，1981年畢業，1988年獲美國北卡羅萊那醫療經濟大學博士學位。1988年至1990年底，任教于美國南達科塔大學。
學習時獲獎，服役時當排長
侖前村是個客家村，李的母親是福佬人，在家經營一畝半農田，父親是客家人，在糖廠上班。他除了給孩子買《成吉思汗》、《三國演義》等歷史故事書，還給他們講述雲林縣反蔣地方勢力的代表人物李萬居的事跡，早期“臺獨”分子蘇東啟種種，“也是常常聽到的話題之一”。李應元就讀的臺中一中有不畏權勢的傳統，李敖和“臺獨”分子謝聰敏、楊宗昌都畢業於此。李應元説他從中“中毒不淺”。
李應元家是“小康之家”，但叔叔家“極端困難”，看到叔叔家做勞工的哥哥，就想到“早年英國古典資本主義剛剛萌芽，勞工窮困的樣子”。家族的生活境況使其曾想從政經制度或社會安全制度著手，“解決社會問題”，因而十分嚮往福利社會。1972年考取“關心眾人健康、與社會人群關係密切”的臺灣大學公共衛生係。大學期間，李應元在吳基福時代的《臺灣時報》兼作記者，因報道桃園縣議會臨時大會“無理圍剿縣長許信良”，而獲得報社的獎勵。
李應元在考取臺大公共衛生研究所之後，到金門軍中服役。他認為當兵“盡義務是應該的”，作為代理中尉排長，自認為“很認真地盡了責任”，“紀律分寸也拿捏得很恰當”。後來調到營部，經常受營長指派參加師部參謀會議，曾經獲得“返臺休假”的獎勵。
服役期間發生的“中壢事件”，對李應元産生“相當大的衝擊”，使其“從國民黨的思考模式裏猛然驚醒”。退伍之後念研究所期間，仍兼《臺灣時報》記者，在報道1978年“黨外聯合助選團”活動中，接觸到黃信介、康寧祥、施明德等“黨外”人士，後來又受“中山堂事件”和“美麗島事件”影響，“體內的政治細胞被活化起來”。這成為他接受“臺獨思想”的內因。
參與創建“臺灣學生社”
1980年李應元、黃月桂到哈佛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從此走上“臺獨”之路。李應元説：“1980年出國赴哈佛大學深造，這段時間開始接觸‘臺獨’思想，受張燦鍙、洪哲勝等人的影響甚大，不過，直接進入海外運動則與郭倍宏有關。”
1982年在美國發生了郭倍宏、林國慶的“北卡大學海報事件”。隨後郭、林與李應元等人串聯全美留學生，成立“北美洲臺灣學生社”，出版月刊《臺灣學生》，李應元擔任發行人。他們利用“美麗島事件”，在北美洲煽動臺灣留學生搞“臺獨”。由李應元撰寫的《臺灣學生》發刊詞蠱惑説：“朋友，聯合國已經退出了，美中（共）也建交了，再來或許就是香港的大限問題了。然而，只要您心中有臺灣，臺灣是永遠沒有大限的。”“不要永遠只做人云亦云的乖學生，世局的瞬息萬變，不允許我們老是做旁觀者。只有主動地去關懷，去探索，進而去掌握，臺灣的前途才會有希望。”
“臺灣學生社”後來成為所謂“海外臺灣人五大社團”之一，是目前海外一個重要的“臺獨”組織。
海外“臺獨運動少壯派菁英”
李應元在創建“臺灣學生社”的同時，由洪哲勝介紹參加了“臺獨聯盟”，被認為是“海外臺灣人運動新秀”、“臺獨運動少壯派菁英”。
李在當《臺灣學生》發行人之後，曾任“臺獨聯盟”刊物《臺灣公論報》編輯，全美臺灣同學會總幹事，也是海外“臺獨”組織“北美洲臺灣人教授協會”成員。像李應元這樣一人跨越“北美五大臺灣人社團”中的三個，在“臺獨”分子中是少見的。
作為“獨盟”年輕一代，李應元質疑該盟的“暴力革命路線”，也不滿它在美國“隔海叫陣”的做法，對“獨盟”多空喊“海外返鄉運動普遍化”、“推動制憲運動”，更是不滿。在1989年5月，當選“獨盟”美國本部副主席之後，他“起而行”了。
推動所謂“制憲運動”。1990年6月初李應元、李憲榮、蔡同榮、江鵬堅、簡錫堦、陳婉真等海內外“臺獨”分子，齊聚美國洛杉磯，決定成立“制憲運動委員會籌備會”，由李應元為總幹事。他宣稱：“修憲堅持一個中國為前提，維持現有‘中華民國’體制；制憲以臺灣獨立於中國之外的事實來規劃臺灣的憲政體制；”“新憲法對外向國際宣示臺灣主權獨立，對內則追求公正合理的社會、經濟及政治制度，以保護人權，確保民權。”
潛回島內，掀起社會風潮。李應元于1990年7月中旬潛回臺灣，臺灣“高檢署”曾發佈通緝書，全面通緝他。但是在“臺灣建國運動組織”、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和民進黨等組織的掩護下，他不僅在島內兜了幾個圈子、在桃園縣黨部加入民進黨，還在深具政治意涵的中正紀念堂、“總統府”前攝影“留念”，直到1991年9月2日才把他逮捕歸案。李應元的活動在臺灣“掀起相當大的社會風潮”，不僅為海外“臺獨”分子“返鄉”做了輿論和組織準備，還擴大了“臺獨聯盟”在島內的影響。
差點兒成為“獨盟”總本部主席。李應元本來就被認為：能“冷靜思考”、“善於處事”，從事“臺獨運動的行動力很強，在思想理論方面也頗下功夫”，當了副主席之後的所作所為，更獲得“獨盟”同志，尤其是在臺活動的人的支援，所以在“獨盟”臺灣本部成立之後的第一次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時，李得票超過張燦鍙，應該作“獨盟”總本部主席，只是由於張利用他的影響力，擅自決定“臺灣本部”的選票全部無效，自己才當了主席，李為副主席。
務實圓融的鐵桿“臺獨”分子
李應元回臺後，歷任“獨盟”臺灣本部副主席、總部副主席、臺灣“國會”辦公室主任兼任“外交工作委員會”召集人和民間無線電視臺籌備處副總經理、“獨盟”秘書長、中央委員，第三、四屆“立法委員”、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集人、“立法院”跨黨派次級團體“厚生會”會長。作為“獨盟”一員的他，在理念上是不折不扣的“臺獨基本教義派”。這樣的事例俯拾即是：
像陳水扁一樣高喊“臺獨萬歲”。在臺灣“刑法100條修正”後，李應元于1992年5月23日被宣佈“無羈押必要當庭開釋”時，他舉起右手在法庭高喊“獨立萬歲”、“建國萬歲”。
與“臺獨基本教義派”沆瀣一氣。在他坐牢時，該派龍頭老大李鎮源親自探監；在“臺獨”勢力圈內，公認李應元1992年“能夠出獄”，李鎮源和“基本教義派”領軍人物陳師孟、林山田，“出力最多”。李也“知恩報恩”，一獲釋就參加了他們拼湊的“一中一台行動聯盟”，且坐上了“總幹事”的交椅。
剛到臺灣就公開“肯定”民進黨新潮流係的“理念與貢獻”，表示“很想加入新潮流行列”。
一直與葉菊蘭等激進分子關係密切。李應元一“開釋”，就于1992年10月和葉一起，提出“聯南抗北”的“戰略性思考”，鼓吹臺灣與東南亞結成“經濟共同體”、“巴士海峽經濟圈”，還要建立什麼“集體安全制度”，以“減輕中共對臺灣的壓力”，進而“解決臺灣生存問題。”目前作為“客委會”主委的葉菊蘭，拼命幫李應元助選，承諾“傾全力協助李應元爭取客家選票”。
但是，李應元是“獨盟”核心分子中講究務實的人之一。他一回到臺灣就表示：不把國民黨視為敵人。聲稱：“我們願意回來共同保衛臺灣，國民黨如果了解，應該知道‘臺獨’不但可以保護臺灣，同時也保護國民黨。從長遠的觀點來看，中國企圖吞併臺灣才是我們的主要矛盾，國民黨並非聯盟永遠的敵人；”相信臺灣將走上“政黨政治”之路。提出：“臺灣的權威政治體系逐漸瓦解，各種利益團體的力量日益勃興，政治運作方式可望愈來愈接近議會政治模式”；主張群眾路線和議會路線相輔相成。強調“獨盟”不是“暴力組織”，“我並不反對議會路線，不過，也不能因此就放棄了群眾運動路線，兩條路線可以同時並進、相輔相成”。
另外，李應元是率先打破“獨盟”“不參加國民黨體制下選舉”的框框，最早投入公職選舉的人之一，先是競選雲林縣長，1995、1998年都當選為“立法委員”；在民進黨轉型中，李應元對“獨盟”另組新黨並不熱衷，“建國黨”成立後，包括該盟前主席許世楷、元老鄭自財等一批人參加該黨，李則“巋然不動”。
《臺灣公論報》、《新臺灣新聞》週刊等“獨”性媒體，除了説李應元“衝勁十足”、“政治潛力威而剛”之外，還用“思維靈活”、“沉著冷靜”、“謙和圓融”、“能言善道”、“折衝高手”、“身段柔軟”、“人緣不錯”等詞來稱道他。
陳水扁心目中的政治接班人
人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李應元和陳水扁一樣，“臺獨”理念濃烈、行動務實、手腕“靈活、圓融”。另外，他倆還有很多共同之處，例如，二人都強調臺灣前途靠“民主自決，公民投票”；在國民黨掌權時期，都強調“在野黨”在“外交”中的功能，為臺灣“開拓外交空間”、“加入聯合國”奔走；扁、元還都與“藏獨”達賴集團勾勾搭搭。《新臺灣新聞》指出，李應元“與‘藏獨’、東土耳其斯坦獨立運動領袖有密切的互動”，“與西藏的達賴更有良好的交情”。李參與創立的“臺灣學生社”，以一直與“藏獨”緊密勾結為一大特色。
真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在李應元潛入臺灣被通緝的過程中，李就到陳在臺北市民生東路的家中“拜訪”；陳水扁“登基”前搞出訪活動，也不忘帶上李應元；等到他“黃袍加身”，李應元便被一路加官晉爵，直到要立為“儲君”。臺灣《新新聞》披露，陳水扁上臺一個星期，就“欽點”李應元為駐美副代表，使他成為第一個進入“外交系統”的民進黨人；2001年春，遊錫堃組成“戰鬥內閣”，李于3月22日躍升為“行政院秘書長”，《新新聞》説，實際上李應元在府、院、黨之間起著“協調平臺的作用，如果整個政府是一個大機器，李應元就像是流動在各個零件中的潤滑劑。
今年，陳水扁把李應元推出來和馬英九競爭臺北市市長。但是，因為李和臺北市沒有任何淵源，所以選情一路低迷。為了挺李，陳水扁無所不用其極，不僅再次拿出他的看家本領——挑起“統獨”、“省籍”之爭，還在臺灣選舉史上，第一個以“總統”之尊親自殺上街頭，帶領“副總統”呂秀蓮、“行政院長”遊錫堃、民進黨籍“部會”首長、“立委”和縣市長等，搞什麼“疼惜臺灣、光復首都——用愛走臺灣路”大遊行，以“為李應元創造贏的機會”。但是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的民意支援度仍然領先於李應元。連民進黨的重要人物陳淞山都在《聯合報》著文説，“全黨打馬”，“讓臺北市長選舉仿佛演變成‘扁馬對決’的‘總統’大選熱身賽”，結果意外拉抬馬英九競選的政治聲勢，而李應元選情發展似乎更加不樂觀。
陳水扁為什麼這樣做？了解內情的民進黨人士揭開了謎底：陳水扁有意在下次“總統”大選中與李應元搭檔，因此打算就是李應元贏不了馬英九，但可以藉選戰讓李應元立下奇功，從而超越民進黨內其他大老，成為2004年“副總統”搭檔人選，成為他的政治接班人。
（本文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網 |
|